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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少之谜——一个笛文化千古之谜的破解

  发表日期:2015年9月11日      作者:张旭     【编辑录入:admin

 

 

                                    

   据《吕氏春秋·仲夏纪五·古乐》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宫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

   胡企平《中国传统管律文化通论》: “自殷商甲骨文出现,殷契、钟鼎中关于音乐的记录方才可朔、可信。虽然,两周之际的《竹书纪年》、《尚书》等文献中关于音乐的文字已大量出现, 《左传》、《国语》等著作记载的晏婴、史伯、州鸠等乐官述及乐律的文字也已兼有评论,而战国时期诸子(:墨子《非乐》、荀子《乐论》等)的音乐论著更是专谋成篇;但是,真正整理诸子书所未备之音乐遗文坠简,并使管律文化见之于文载的,当推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因此, “还是最古的,弥足珍贵。”

   《吕氏春秋·古乐》成书于公元前239,距今已悠悠2254年了。然而,即便2254年来研究管律文化的著作累代不绝,却对“舍少”茫然无解。

本文试图破解“舍少”这一管律文化的千古之谜。

欲解“舍少”,须先解“黄帝”。

欲解“黄帝”,须先摘掉“缙绅先生”的“眼镜”。

在撰写毕《史记·五帝本纪》后,太史公司马迁面对竹简翰墨,疲惫且沮丧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大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既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

但是,司马迁受到历史的局限,即是站在汉朝—汉帝—汉人—汉族的立场角度撰写历史的,虽然他自诩“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在自己的伟大著作开篇,面临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却陷入“难言之”的尴尬。

太史公“一杯橘雾洒秋天”(元·刘因《黑马酒》诗句),致鸿篇巨著《史记》笔下游牧民族珍贵的史料,注入的却是汉族人精神。2000年来,史海滔滔,迷浪滚滚,概源于此。

蒙古人种起源在东非维多利亚湖沿岸。由于其他部落尤其是班图人(Bantu)的侵扰,一小部分黄种人向南迁徙,成为科依桑人(Khoisans);大部分则向北沿尼罗河来到北非和西亚。在两河流域,,有一部分黄种人留了下来,就是后来的苏美尔人(Sumerians)。中东地区在距今1万年前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农业定居点,最早出现宗教、城市、国家、文字,是不奇怪的。大部分黄种人继续向前走,其南支贴着喜马拉雅山的山脚渡过印度半岛,到达东南亚。其北支越过西亚,到达蒙古高原。

中国现代人起源时间不会早于5万年,北京猿人并非我们的祖先。虽然中原居民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但是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fg单倍型频率较高,而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高,南北两大类型的地理分界线在长江一带。(张余善《中国人口地理》),从而揭示黄色人种是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中国的。

对中国历史而言,正是来自南方的苗蛮、夷越,以及来自西北方的戎狄,在黄河流域融合,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参阅山川唐新浪博客《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

徐江伟在《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一书中指出:

一、五帝三代都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奴隶制国家,他们征服劫掠中国南方从事农耕、使用单音节的越人为奴隶。

    二、黄帝是游牧民族的首领,来自古代的“蓟”,在今北京以北一带,包括呼伦贝尔地区;他说的语言是古阿尔泰-满洲女直语。

三、古汉语的底层是阿尔泰语,汉字起源于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才是汉字最早的发明者;甲骨文原本是多音节读音。

四、在来自南方的苗蛮、夷越,以及来自西北方的戎狄,在黄河流域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主干-汉族的过程中,阿尔泰语被单音节化了。 如:蒙古语“阿斯根”,汉语“耿”;满语“福晋”,汉语“妻”;契丹女直语“夷离堇”,汉语“君”;蒙古语“恩即儿”,汉语“年”;蒙古语“敖包”,汉语“拜”。不难看出,汉语的读音,正是由这些阿尔泰游牧民族语言疾读缩音而来。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12月第1版)

这是继美藉华人物理学博士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引起学界震动的又一次民间学者摘掉“荐绅先生”“有色眼镜”的有益尝试。学者赵诚评论道:“他(徐江伟)在书中对古代汉语的阿尔泰语释读,只要50%,甚至40%30%能成立,中国古代史就得重写。”

(朱著大陆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6月第1版)

其实,早在2000年,唐善纯《华夏探秘-上古中外文化交通》一书中说:“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曾根据黄帝姬姓,而北狄中也有姬姓,指出黄帝原属戎人和狄人。”;“关于狄族使用的语言,过去人们一无所知。但由于狄以后的狄历、敕勒等族的语言为突厥语,所以我们认为狄语就是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语言,当是无疑问的。”;“汉语中的阿尔泰语成分,与黄帝所属的狄族南迁有关。”(第164-167页)

 关于阿尔泰语系,唐善纯介绍说:“阿尔泰语系发源于阿尔泰山区,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北,分突厥、蒙古、满-通古斯三个语族。阿尔泰语属粘着语类型,其特点是:词根一般是不变化的,附加后缀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粘合多种后缀,以表示多重语法意义,有词尾无词头和词嵌;名词性的词,有数、格及领属等语法范畴;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宾语居中,谓语在后;修饰成分在中心语前;词无语调而有重音。”(166页)

熟悉和喜爱古汉语,或如太史公专治文字“雅驯”者不难看出,与其说唐先生在介绍阿尔泰语系,尚且还可说在介绍古汉语语法。

如:《论语·先进》:居则曰:不吾知也!(谓语“知”在宾语“吾”后面。);阿尔泰语-蒙古语:看书:nom ujne(  看)。

(关于这个论题,徐江伟书中具很详尽且令人信服的论述。建议感兴趣者,可上亚马逊网购该书。)

徐江伟指出:“汉子起源于多音节的阿尔泰语,甲骨文原本是多音节读音。” “今天我们所称的阿尔泰语三大分支,就是突厥语、满洲语和蒙古语。这三大支系语言之间存在明显的互通性。”(该书第1页、第22页)

由此,我们似乎找到了破解“舍少之谜”的途径。

黄帝应是操阿尔泰语的游牧民族首领,伶伦亦应为操阿尔泰语的下臣。“舍少”应为《吕氏春秋·古乐》音记的阿尔泰语词。

徐江伟说:“舍  会意字,原本指高大的建筑,由“人”、“尹”、“口”三部分组成。从造字的方式可知,它不是指一般人的居所,而是君主之居所。如《吕氏春秋·察今》:“军惊而坏都舍。”蒙古语“高楼”读作“阿色尔”(aser)《史集·窝阔台合汗纪》:“在蒙哥等宗王西征的七年中,留在蒙古故地的窝阔台一直纵情享乐,他往返于夏营地和冬营地之间,他下令在自己的禹儿惕(封地)哈拉和林之地建造了有高台基和大柱的宫殿,他称之为‘阿色尔’。”(该书第323页)

袁炳昌 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阿斯尔是蒙古族民间器乐合奏形式之一,产生于康熙年间,蒙古语原为‘阁楼’。因古代蒙古人常在舞榭歌台上设宴奏乐,故从阿斯尔一词中衍生出奏乐之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1月第1版第168  转引自张维良《竹笛艺术研究》第237页)

我们似乎得知,“舍”,阿尔泰-蒙古语的原始读音为“阿色儿”,疾读缩音为“舍”;是皇家宫殿,亦是帝王们纵情享乐的地方,衍生出皇家宴乐之意。

“少”的情况比较复杂。

徐江伟说:“少  蒙古语读作choo 烧”。(该书第143)

   古汉语省却了单音化的过程,但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康熙字典通解》第451  少:《正字通》:“古小、少同。”并“箫”,上声;第1658页 箫:《正韵》:先雕切。亦读小。

笔者特意请教了著名蒙古族文化学者、书法家、画家佈尔固德大哥,答曰:“蒙古语‘箫’有两个读音:一者:[西伯(轻读) ]·秀儿;一者:箫。” 其实,按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向单音节的古汉语转变的史迹来看,[西伯(轻读) ]·秀儿疾读缩音即为“箫”。

何新《论古典经学解释学的现代意义》:“原始汉语中,音近之词古义必通。”他引戴震《转语·序》说:“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生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

这就是训诂学所谓的:“一声之转”。

按古汉语“一声之转”之则,“少、箫”为同声通假,那么,“舍少”即“舍箫”,阿尔泰语读音为:“阿色儿·(西伯)·秀儿”,汉译为:“皇宫之箫”。

笔者研读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更有着惊喜的发现。该书第103页:“成吉思汗时代,‘抄兀儿’是特指吹奏乐器胡笳而言。”

“抄兀儿(chooer,疾读缩音为“潮儿”,与“少、箫”均为“一声之转”。因此,笔者推测“舍少”亦可为阿尔泰-蒙古语读音“阿色儿·抄兀儿”,汉译:“皇宫胡笳”。

作为古老的吹管乐器,“箫”、“胡笳”为什么在古籍记载中,与“舍-阿色儿-皇宫皇家”联系在一起呢?

这里还隐藏这一个宗教文化的千古之谜。

《康熙字典通解》第451 页:“ 《礼·礼器》:“礼有以少为贵者。”

我们把此句中的“少”通假互训为“箫(远古箫、笛不分。)或胡笳”,发现原来“箫或胡笳”应是远古祭祀先祖神灵的礼器,而且很珍贵,由于其具备人神交通的功能,故“法力无边”,亦称“法器”,具有重大的宗教文化价值。

考古发现的河南舞阳贾湖“中华第一笛”,经“碳十四同位素放射”及“树轮校正”等相关测试,距今已有约8000年。比起中华民族文明史的5000年,就年份数来说,笛子可真的是位“大哥哥”了。这位“大哥哥”做为随葬品摆在墓主的肱骨两侧,人们在赞叹之余,却忽略掉这最关键的一环。早在8000年前,人们的抽象思维如何发达到如此完善的?具备如此发达抽象思维的人是什么人?在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制作“中华第一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想而知,其价值当属“贵不可言”之类。文化史告诉我们,人类最先脱离体力劳动的是“巫师”,巫师是人类科学、文化、艺术的最早掌握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艺术逐渐为统治阶级掌握,巫师仅剩下一副可怜的髑髅。巫师,是人类最早的精神贵族。“中华第一笛”陪随了8000多年的那位墓主,应是当时社会的“文人雅士”——巫师。如此说不误,笛子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法器。

所谓法器,就是沟通人神交往、天人合一的器具,我国先秦典籍中尚记载着笛子这一法器效应。

《国语·周语》:“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昭注:“以音律者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即吹动律管,用以考察土气是否和暖,土地是否适宜耕种。

战国时大哲学家邹衍,人传能呼风唤雨,《论衡·定贤篇》载:“燕有谷,气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致气,即寒更为温,燕以种黍,黍生丰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律就是今天的笛子。邹衍吹笛子这种法器,使严寒的燕地转暖,以致五谷丰收。李白《邹衍谷》:“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

《左传·襄公十八年》也记载了一则“吹律”的故事:“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竟,楚师必败。”

师旷是中华民族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乐师一乐神式的人物。师旷临阵吹起笛子,从笛子声音传播中听出南风无力吹拂,由此得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南国——楚国此战必败。这也是《周礼·大师》所谓“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史记·律书》:“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此风俗一直保持到唐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临阵都要用大横吹小横吹,震天动地地狂吹一番,以便振士气知吉凶。

据载,汉代大易学家、乐律大师京房本姓李,因吹律受姓,从笛音中得了上天的昭示,改李姓为京姓。

古代还有“灰移”之法。古人考定季节的变易,将芦苇灰置于十二律的律管中,每当季节变化,相应律管中的芦苇灰便会随风飞出。

古人的奇异风俗和行为中,其实蕴涵着一个箫笛文化的千古之谜。

古人从风吹孔穴的轰鸣中得到大自然的启示,创制了古笛,称之为“籁”。“风”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崇拜的神物。

《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河图》:“风者,天地之使”。

《元命包》:“阴阳怒而为风。”

《礼·乐记》:“八风从律而不奸。”

《周礼·春官·保章氏》:“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注》:“十有二辰皆有风,吹其律,以知和不。”

古人认为:开辟鸿濛,天翻地覆,风以动万物也。风,无影无形,至微至巨,既可春风拂面,又可狂风怒号。风,以其最难令人琢磨的性格,致为古人神化。中华民族的三皇五帝之首——伏曦,即以“风”为姓;中华民族的伟大母祖女娲,亦为“风”姓;繁衍其后的皇族帝脉,多为“风”姓之后。

    在古人的宗教观念中,风是上帝的使者,凤鸟则是风的化身。《吕氏春秋·仲夏纪五·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作为律。”“听凤鸣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甲骨文中,“凤”、“风”为一个字。“凤鸣”即“风鸣”,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始祖神在歌唱。这“歌声”,被后世的文史学家们描述为“凤鸣岐山”、“龙吟水中”。“凤”为风,“龙”为水,由此引发了中华民族最为神秘的“风水”之学。

从宗教发生学原理来看,我们的先人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竹笛;用吹笛子产生的或高亢嘹亮或沉吟威严的笛声,实现了与“风”——这位伟大的始祖神沟通的愿望,并得到神示。所以,才产生了吹律暖土、吹律受姓、吹律知胜败、吹律壮军威等一系列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行为。尤其是“吹律暖土”,发展为中国人至今极为讲究的“风水勘嶼”之学。所不同的是,后世的阴阳先生们已不再吹笛子,而是拿起罗盘罢了。

不仅如此,笛子还是最帝王化的乐器。杰出的人类文化学家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说:“最早的帝王是从原始社会中的祭司、巫师一类的神职人员发展而来的。”由此看来,舞阳骨笛伴随了8000年的那位祭司或巫师,很可能是中华民族远古时某位帝王的先祖。

《尚书·大传》:“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乃在4200年前——笔者)

《晋书·律历志》:“舜时,西王母献其昭华之琯,以玉为之。及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汲郡盗发六国(墓)时,魏襄王冢亦得玉律。”

乐声先生在《中华乐器大典》中说:“据文献记载,西王母献给舜的三只玉笛,一只留在舜的身边,舜死后把它埋在了舜祠下面,东汉时被一个叫奚景的读书人从舜祠下发掘出来;一只被魏襄王墓的盗墓盗走了;还有一只长三尺二寸、六孔,就在世上流传,秦代时,被收进了秦始皇的府库之中,秦朝被推翻后归了汉高祖刘邦,汉高祖的玄孙汉武帝刘彻爱吹玉笛,他所吹的可能就是这一只。”

汉高祖留给玄孙汉武帝的玉笛,在《西京杂记》是这样说的:“高祖入咸阳宫,得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此说令人费解,原文如此。制作精美的玉笛,笛身斑驳陆离、翡翠相间,如羊脂浮萍,似祥云临空。由此想到,古时观者是否把白玉质笛身上的深色斑点当作笛孔了?——笔者),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铭曰昭华之琯。”看来汉武帝刘彻吹笛功夫好生了得。

梁武帝萧衍不但笛子吹得精,更是制笛专家,《旧五代史·乐志》说:“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

随着历史走向盛唐的脚步,笛子更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爱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领袖”的唐明皇——玄宗李隆基,常常暗携玉笛临朝,一边听着臣子们奏议,一边偷偷抚弄着怀中的玉笛,急盼着下朝后跑到后宫,去当他的“八音领袖”。《明皇杂录》:“上初自蜀回,夜来乘月登楼,命妃侍者红桃歌《凉州》,即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倚曲,曲罢无不感泣。因广其曲,传于人间。”唐明皇不仅“倚曲”(伴奏——笔者)水平绝高,还自制笛曲。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载:“《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骊山多飞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声,翻为曲子名,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张祜诗云:‘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濫堆。’”

   综上所述,我们便可理解了《礼·礼器》:“礼有以少为贵者。”中蕴含的宗教文化信息;亦可理解“舍少”之“舍”的“皇宫皇家”之尊。

   让我们牵着历史老人之手,再回到本文的开篇。

   《吕氏春秋·仲夏纪五·古乐》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宫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

这里,我们似乎再次与千古文化之谜相遇。它,就是其中的两个“吹”字。

《康熙字典通解》:“吹 chui  阴平;《说文》:‘嘘’也。《玉篇》:‘出气也。’”即:吹气、吹动、吹奏之意。

又:《康熙字典通解》:“吹  chui 去声 读如‘垂’;《广韵》:‘鼓吹也。’;《礼·月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

由此,我们得知:“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之“吹”,为“吹奏之意;“以为黄宫之宫,”的逗号,应用句号断句;“吹曰‘舍少’”之吹,读如‘垂’,为‘鼓吹’之意。

那么,“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全句的意思应是:(带有宣扬炫耀性地)鼓吹(它)说,(那是)皇宫里的(极其尊贵的)礼器法器‘箫或胡笳’,那以后,(黄帝还命伶伦)制作了(律吕)十二筒。

至此,我们破解了流传2254年之久的“舍少之谜”。

                             2015.9.7   京东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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