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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颉之谜—草原文化苍狼寻踪

  发表日期:2015年2月21日      作者:张旭     【编辑录入:admin

文化散文

 

              

                         

        

                                         

歌手五月天曾唱道;

        需要你 需要你 需要你 想逆转时间

        回到 最开始 有你的世界

        想穿越 想飞天 想变成 造字的仓颉

        写出 让宇宙能重来 的诗篇

   五月天的歌声慷慨飘渺,绕梁三日,似金刚磨砺,恰空谷足音,诉说着中华民族感恩苍颉造字,哺育华夏的心声。

   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龙潜藏。

   人类,既无食肉动物的尖牙利爪厚毛坚皮,亦无飞行动物的轻羽凌空双翅翱翔,更无水生动物的锦鳞纵鳍潜鳃浮鳔;人类,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生存能力最弱的高级动物。于是,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极其丰富的体外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字。

   苍颉造字,是中华民族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

   苍颉何许人也?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春秋演孔图》、《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说:“仓颉四目,是谓并明。”且与颛帝、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并举。

   《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

   《春秋河图·揆命篇》:“仓、羲、农、黄,三阳翊天德圣明。”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东汉皇帝汉灵帝刘宏治下所立仓颉碑:“天生德于大圣,四目重光,为百王作宪。”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出造书契。”

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其苍诘则说者不同。故《世本》云:‘苍颉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如揖此言,则苍颉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余年,是说苍颉,其年代莫能有定!”

   然而,再次叩问苍茫天地,苍颉乃何许人也?

远古圣明大帝乎?

人文初祖黄帝之史官乎?

   《中国人名大辞典》载:“仓颉,黄帝时为左史,生而神圣,而四目,观鸟兽之迹,字成,天雨粟,鬼皆夜哭。”司马迁著的《史记》、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及《国事全书》等均同持这样的观点。

    宋代罗泌撰的《禅通纪》云:“仓帝史皇氏,姓侯冈,名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龙颜侈侈,四目灵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略加比较,便可看出这两段文字有四处重合:一是史官与仓帝同有一个名字叫仓颉,二是同样生有四目,三是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是造字,四是影响同是“天雨粟”、“鬼夜哭”。由是观之,这决不是历史的巧合,实际上皇帝史官仓颉与“仓帝史皇氏仓颉”是一个人。

   在已发现的8处仓颉墓及遗迹中,始建于汉代者有四处:河南南乐、虞城、开封和陕西白水;始建于晋代者两处:山东寿光和东阿;建于宋代者两处:河南阳武(今原阳县)、洛宁。

    从如今各地供奉的仓颉塑像来看,惊人的相同,那就是仓颉生有四只眼睛。因仓颉任黄帝史官而得名的陕西省白水县史官乡史官村有仓颉庙,大殿中供奉的仓颉塑像,是按“仓颉四目”之说塑造的。南乐县西北18公里处有个吴楼村,旧名史官村。其仓颉大殿神龛正中安放仓颉金身坐像,“方面长髯,四目灵光”。这些与虞城仓颉祠中的长着四只眼睛的仓颉塑像完全一样。

  商丘师范学院教授李可亭等人于20008月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商丘通史》(上篇)中论述仓颉造字,引用《吕氏春秋·君守》上的话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非主道者,意即这六个人都不是君主。”这话说得十分明白: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们已把仓颉是帝王的事儿给否定了。

   那么,为什么有人称仓颉为仓帝呢?四川大学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王利器先生在《汉书古今人表疏证》中这样释疑:“仓颉或以为古帝,或以为黄帝史官,疑莫能定。《路史》从古帝解,谓仓帝、史皇,非人臣之号。殊不然,仓帝之称,出于纤纬杂说,如《书·疏》引《慎子》,《水经注》、《路史》引《河图玉版》之类,乃后人尊之云尔,非其本号,不足取据。”这意思是说,仓颉创造了文字,功莫大焉,是当之无愧的字圣。后人出于对其无上的尊敬,便称其为“仓帝”、“史皇”,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是他本人的真正身份。这正如后人称德厚流光的关羽为关帝,到处修建关帝庙一样。

    清代学者梁玉绳先生在《古今人表考》中说得更明白:“仓颉始见《荀子·解蔽》,又作苍,(《韩非子·五囊》、《吕览·君守》等以作苍为非)姓侯刚,(宋姚宽《西溪丛语》、《路史》作冈)亦曰史皇,亦曰颉皇,亦曰皇颉,亦曰仓帝,产而书,写仿鸟迹以造文章。天雨粟,鬼夜哭。”一言以蔽之,史官仓颉与史皇仓帝就是一个人。

    在氏族社会,没有文字,部落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只能采取“结绳记事”的方法,即大事结一个大结,小事系一个小结。时间长了,绳上结的结多了,怎么也闹不清那些结表示什么事情,十分不便。黄帝授封仓颉为史官,记录大小事情。内外事件繁杂,仓颉单凭结绳记事已无法适应,便下决心创造一种新的方法。于是,他观察乌龟背上的花纹,鸟类羽毛的文采,山川起伏的现象,日月星辰的走势,而且在自己的手掌上现画图像,而后这些形象便固定下来,最终成了人类可以通用的象形字。仓颉造字惊动了天地鬼神,上天害怕人类有了文字就会放弃耕种,于是便下起了雨点似的粟米,而鬼神则惟恐受到文字的弹劾,便惊骇得夜晚啼哭。可以说,仓颉在通向人类文明的路口插上了第一个路标,在人类的心灵上点燃了第一盏明灯,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可谓功高盖世,千古流芳,其创新精神堪与日月同辉。

诚然,文字是在社会的长期实践中逐步产生的,是人类社会集体的产物,不可能由一个人独创,仓颉可能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创造文字的艰难过程中,仓颉在沮诵等人的陪同下,漫游各地,一边观察鸟兽行迹及山川万物形体,一方面汇集各种符号,规范认定,整齐划一,从而使他创造的文字得以推广开来。正如荀子所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这彰显了创仓颉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善学精神。

荀子,姓荀,名况,生于周赧王时(约公元前313年),卒于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似乎,仓颉造字,伟业垂范,已为2252年前的伟大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家荀况“盖棺论定”。

窃以为,种种“仓颉之谜”尚待吾等侪辈踏迷寻踪,深究破解。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等人探讨古史和古书的真伪,提出战国、秦、汉以来古书所载的古史,大都是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层层积累地造成的;即所谓“疑古”一派学说。他在1922年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即是说,出现越晚的神话传说,在古史系统里的位置越靠前。1923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即:“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常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仓颉造字的史传,似乎很符合“疑古”一派的学说,即:造字众人中的独传者—黄帝史官—天生德于大圣之苍帝。

于是,“疑古派”导师胡适振臂高呼:“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稼轩词语)或问:文明岂可再造?世界上哪个国家民族之文明属再造者流?

至今,“疑古派”早已风流云散,偃旗息鼓,而另一派学人思想却发扬光大,言之有据。

钱穆《国史大纲》说:“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地造成之伪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

层累遗失的仓颉造字的“真古史”何在?

在撰写毕《史记·五帝本纪》后,太史公司马迁面对竹简翰墨,疲惫且沮丧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大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既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

但是,司马迁受到历史的局限,即是站在汉朝—汉帝—汉人—汉族的立场角度撰写历史的,虽然他自诩“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在自己的伟大著作开篇,面临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却陷入“难言之”的尴尬。

太史公“一杯橘雾洒秋天”(元·刘因《黑马酒》诗句),致鸿篇巨著《史记》笔下游牧民族珍贵的史料,注入的却是汉族人精神。2000年来,史海滔滔,迷浪滚滚,概源于此。

欲言黄帝,必先摘掉“荐绅先生”的“有色眼镜”。

徐江伟在《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一书中指出:

一、五帝三代都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奴隶制国家,他们征服劫掠中国南方从事农耕、使用单音节的越人为奴隶。

    二、黄帝是游牧民族的首领,来自古代的“蓟”,在今北京以北一带,包括呼伦贝尔地区;他说的语言是古阿尔泰-满洲女直语。

三、古汉语的底层是阿尔泰语,汉字起源于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才是汉字最早的发明者;甲骨文原本是多音节读音。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12月第1版)

这是继美藉华人物理学博士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引起学界震动的又一次民间学者摘掉“荐绅先生”“有色眼镜”的有益尝试。学者赵诚评论道:“他(徐江伟)在书中对古代汉语的阿尔泰语释读,只要50%,甚至40%30%能成立,中国古代史就得重写。”

(朱著大陆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6月第1版)

其实,早在2000年,唐善纯《华夏探秘-上古中外文化交通》一书中说:“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曾根据黄帝姬姓,而北狄中也有姬姓,指出黄帝原属戎人和狄人。”;“关于狄族使用的语言,过去人们一无所知。但由于狄以后的狄历、敕勒等族的语言为突厥语,所以我们认为狄语就是阿尔泰语系中的一种语言,当是无疑问的。”;“汉语中的阿尔泰语成分,与黄帝所属的狄族南迁有关。”(第164-167页)

 关于阿尔泰语系,唐善纯介绍说:“阿尔泰语系发源于阿尔泰山区,主要分布于亚洲东北,分突厥、蒙古、满-通古斯三个语族。阿尔泰语属粘着语类型,其特点是:词根一般是不变化的,附加后缀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粘合多种后缀,以表示多重语法意义,有词尾无词头和词嵌;名词性的词,有数、格及领属等语法范畴;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宾语居中,谓语在后;修饰成分在中心语前;词无语调而有重音。”(166页)

熟悉和喜爱古汉语,或如太史公专治文字“雅驯”者不难看出,与其说唐先生在介绍阿尔泰语系,尚且还可说在介绍古汉语语法。

如:《论语·先进》:居则曰:不吾知也!(谓语“知”在宾语“吾”后面。);阿尔泰语-蒙古语:看书:nom ujne(  看)。

(关于这个论题,徐江伟书中具很详尽且令人信服的论述。建议感兴趣者,可上亚马逊网购该书。)

对于学者们的论述,笔者感同身受。

19671116,笔者与众同学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旗额仁高比公社阿拉善宝力格大队插队。

初踏草原,劲风凛冽,牧草枯黄,冰雪皑皑,旷野茫茫,语言不通,风习巨变,去家离乡,忧谗畏讥之思油然而生。然而,不久,发现佶屈聱牙、鼓唇重舌的蒙古语,其实并不难学。古汉语的:“呜呼哀哉”,蒙古语说:“乌呼勒”;汉语的:“蒜、开会”,蒙古语说:“苏来木思、呼日勒泰”,汉、蒙发音,疾读缩音即可;“萝卜”,汉、蒙语是一样的;北京话的:“馅儿饼”,蒙古语叫:“馅儿勒崩”。自小喜欢语文的笔者又发现,牧民说“吃”为“亦得”,但大人小孩都会热情地招呼“其(吃)”,“chi”,不正是“吃”的汉语拼音书写出来的本音吗?

牧民们见面打招呼问好说:“赛,白奴?”,翻译为汉语:“好,有吗?”牧民见知青爱护牲畜,总要夸奖到道:“赛赛地!赛浑那!”,翻译为汉语:“好好地,好人啊!”蒙古语的“赛”,就是汉语的“好”。笔者当时琢磨:“汉语的‘比赛’,不是就是比谁‘好’吗?”日后,笔者就读大学中文系,查《古汉语字典》:“赛  从贝,塞省声 sai ;①古人祭祀报神恩。原作‘塞’。宋·王安石《半山即事十首》之四:“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一秋。”②比胜劣:定胜负。《魏书·任城王澄传》:“特令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③胜过;比得上。《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一个赛似一个。”④完了,毕。宋·赵长卿《清平乐》:“何日名利俱赛,为予笑下愁城。”。不难看出,除了文字不同,汉、蒙语的“赛”之音译意译,古往今来是一模一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今日反复研读徐江伟《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一书,著者在在考释“善”字的“音、形、意”来源时说:“善  蒙古语‘好’读作‘赛因’sayin,如三世达赖喇嘛的蒙古语名号:dar sayin,buyan dalai(有海一样大善,海一般大福的达赖),笔者之所以推测蒙古语‘赛因’是汉语‘善’的原始读音,还因为金文中的善字由‘羊’与‘言’组合而成,似乎只有阿尔泰游牧民族才会如此去比附。如果你说‘善哉善哉’就是雅言,因为汉语口语不用。如果你说‘好啊好啊’,已经是俗语了。雅与不雅的区别是来源不同,汉化程度不同,没有口语化的阿尔泰词汇即是‘雅言’!(第175页)

大量的音同意近或音近意同语词的存在,使得汉人学蒙古语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如笔者此等中级智商者,到草原半年后,即已担当军宣队、工宣队的口语翻译了。腾格尔主演的电影《黑骏马》,在北京应邀特意为草原知青放映了蒙古语专场,可见知青们于蒙古语的掌握如母语般自如。

既然学者们认定黄帝是操阿尔泰语的戎或狄人,那么,作为其麾下史官的仓颉,当然也是操阿尔泰语的戎或狄人,否则,如何操刀为吏?

周清泉《文字考古》:“中文字音的来源-懂得起源便懂得本质。”

刘师培《经典文存》:“古人制字,字义即寄于所从之声。”

    何新《陈寅恪学术思想散论》:“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语言的秘密;文化密码的破解,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语言表层的变化,常常指示着文化形态和风气的变化,而通过对语言深层结构—语义和语源的追索,又常常可以揭示文化演变的脉络。”

让我们遵循陈寅恪:“读书先识字”的教诲,寻踪“苍颉”。(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多称“苍颉”。汉字记写游牧民族历史,重音通形,但往往掩盖了历史真相。特志。)

《蒙古秘史》:“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的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

苍色的狼-苍狼,蒙古语:孛儿帖·赤那。

《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孛儿帖  苍色。”

苍色,乃中亚游牧民族尊崇的神圣之色。韩儒林《穹庐集》对此有专门的研究,兹录如下: 

“今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畏吾尔字写本史诗残卷。此诗已无题目,内容述中亚突厥民族传说英雄乌护汗事迹,所言天光及狼,均为苍色。……兹据其译文,摘译于后: 

(一)月(Ai)后病目,怀孕而产一男,儿面色苍……(六)厥后,乌护可汗在一地祈神,天黑,见对面池有一树。(九)树前,有少女,伊独坐。此女美且柔,其目较天色更苍。 

……苍帐如天。  

(十五)……四十日后至冰山之麓,驻营(十六)休息睡眠。黎明有亮似天光,射入乌护可汗之帐,一苍毛苍鬣雄狼由此光出…… 

此诗既有天光,又有树,又有狼,实集塞北民族起源传说之大成,读者于此,当发生一种疑问,即一切什物均属苍色何也?狼多黄色,天光则白色,何以不取狼之寻常颜色,而独取苍色,以塑造一绝不经见之苍狼乎?此则渊源甚古,且与塞北游牧民族之原始宗教有关,兹当简略述之。

‘甘教’(韩儒林文中解为萨满教。)所崇拜者为天,其字为Tengri,唐译‘腾里’、‘登里’等等,实含天及天神二意,故突厥回纥可汗之徽号,殆无不有Tengriole(唐代音译‘登里’,汉文天所立)一字也。天既为无上尊崇之主宰,其苍苍之色,必视为神圣之色(突厥人称天常冠苍字),进而成为国色。于是唐代突厥人即自称其国家曰阔克突厥(kōkTōrk,译言苍突厥。(见突厥文《阙特勤碑》)

 蒙古人传1206年帖木真称成吉思汗时,亦号其国曰库克蒙古勒,译言苍蒙古。来路不明之‘清’代国号,虽经不少学者猜测,究无一种满意解答。吾人如以‘青’释‘清’,似乎亦可备一说。质言之,即其所取者,殆为塞北民族自古所尊崇之青天之‘青’字,顾中国历代正统王朝,绝无以颜色作国号者,殆十七世纪满人受汉化深,特增加水字偏旁,而成‘清天’之清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1月第1版 第285—286页。)  

 关于“苍”色,曾使一些蒙古学家们不解其意,所以,韩儒林特别指出: “张尔田氏注《蒙古源流》之‘库克蒙古勒’云:‘尔田按:库克,青也,青蒙古,未详。’施密德注kòke  Mongghol云:‘库克,为青,乃天之神圣颜色,成吉思汗用此徽号,将其民族升高为世界头等民族。’(施密德译本《蒙古源流》页380。)张氏不明青蒙古之意,施密德知青是昊天圣色,而未详其故,今就突厥宗教及祖先传说诸方面而观之,则突厥及蒙古之以苍青色为其民族名称之徽号,似可以暂时一解答矣。苍色在塞北民族间既如是神圣,则畏吾尔人以苍色加诸其种族起源所关之狼与天光,固属当然,无足异矣。(第286页) 

韩儒林的研究揭破“苍色”乃北方游牧民族尊崇的“神圣”之色。

文学史上有一桩公案,至今无解。《乐府诗集》载:“《秦始皇歌》:《古今乐》曰:‘秦始皇祠洛水,有黑头公从河中出,呼始皇曰:来受天宝。乃与群臣作歌’:‘洛阳之水,其色苍苍。祠祭大泽,忽南临。洛滨祷,色连三光’。”(中华书局 197911月第1版第1173页)秦人尚黑,故“有黑头公从河中出”;然而“洛阳之水”如何“其色苍苍”?

 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月第1版)一书震动学界,虽学者们褒贬不一,然秦融西戎游牧部落乃不易之论。因此,秦人与北方游牧民族同样的尊崇“苍色”为“神圣”之色。所以,秦始皇祠洛水作歌:“洛阳之水,其色苍苍”,是为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歌颂“神圣之河”。

苍色,蒙古语:“孛尔帖”,意为“神圣”。《蒙古秘史》:“天生一个苍狼”,意译乃“自天而降的神圣之狼。”成吉思汗的妻子(蒙古语:哈屯。)孛尔帖,意译:“神圣母后”。格鲁塞特意指出这是“宗教的词汇”。(格鲁赛《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898月第1版第377页。)

蒙古语:草原史臣-必闍赤。

按“仓帝史皇氏仓颉”之誉,以阿尔泰-蒙古语音译并意译:

孛儿帖·必闍赤。

孛儿帖-苍色-神圣-与苍帝合。

必闍赤-史官

史皇。-古今无解。

与颉有什么关联?

《说文》:“颉,项也。从页,吉声。另:颉 jia (阳平) 姓;  jie(阳平) 古人名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颉  jie(阳平)《苍颉》云:‘古造书字也。’”;颉 xie(阳平),兽名。《山海经·中山经》:“葴山,视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鱼,多蛟,多颉。”;郭璞注:“颉如青狗。”

《山海经》研究家们,多释此“颉”为“水獭”。张建、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一书中,将原配图的类似犬类的形象,校改为水獭,并解释说:“原图中的颉颇似一种狗一样的兽。这与原文所述基本相似。颉实际上是水獭。其情状似温柔的犬,有磷光闪闪的身子,它的毛像小猪的毛,生活在水边,善游,以捕鱼为食。”倪泰一、钱发平《图解山海经》稍谨慎地说 :“水中生活着很多蛟,很多人鱼,很多像黑狗一样的颉。这种颉,可能就是水獭。”

笔者窃以为,专家们似乎将葴山、汝水混为一谈,人为地将水獭流放于山中。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此经之颉,郭云:‘如青狗’,则真似獭矣,而獭复不名颉,亦所不详。”

古人治学,垂范后辈。

伯希和说,这里有一个十分令人奇怪的例证,一种中国古代的拼音,在中国人自己已经更改了很久以后,还保存在野蛮人那里。(格鲁塞书第371页)

笔者注意到,《康熙字典通解·颉·异读》中,揭示出“颉”似乎被遗失的古音:“叶胡计切,音系(系 去声)。卫恒《四体书势》:“黄帝之史,沮诵苍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第2658页)

蒙古语:草原史臣-必闍赤,疾读缩音不就是“系”吗?

明人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夫人类未有文字,先有语言,演文字者必以语言为根底。……洪水以前之语言,流传于世者绝稀。愚意《尔雅》岁阳、岁阴等名,实吾国最古之语言。”

柳诒徵书中举《尔雅·释天》为例:“太岁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北,在丁曰强圉在戊曰箸雍,在巳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岁阳: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閼,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戊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柳诒徵解释说:“惟《史记·历书》以之纪年,疑‘閼逢’、‘困敦’等语,当未有甲子等字之时,已立此名。既立甲子之后,书写着以甲子为便,读时仍用‘閼逢’、‘困敦’之音。其后语言日渐变迁,凡四合五合之音,一律变为二合音,惟史官自黄帝以来,世守其书,传其音读,故至秦、汉时,以今隶写古音,而其义蔑有知者。”

苍颉之“颉”,在号称“远古社会的百科全书”《山海经》中,郭璞注“颉”为青狗”,读音为“系”。此说似乎被“层累地遗失”,或早已属“其义蔑有知者”。

格鲁塞说:(蒙古人)“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成吉思汗把它命名为‘青蒙古人’,这就是说,属于青天的蒙古人。与此相同,七世纪的突厥帝国人,也自命为‘青突厥人(kōkTōrk)’。四个半世纪以后,一位成吉思汗的后裔,鄂尔多斯的历史家萨囊彻辰,还引以为荣,他称述他的伟大祖先,于即位时候亲口所说出来的这样具有意义的话:‘这样勇敢的人民归附我,共安乐,同患难,在一切危险之中,忠诚不渝,我愿意称他们为青蒙古人,我愿意将他们提高到大地上的一切人民之上。’”(第159页)

在阿尔泰语族中,“青(库克)”为什么如此神圣?

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撑犁’是蒙古语tangri(腾格里),汉语‘天’和‘青’(天色)二字,就是‘腾’和‘撑’的转音……。”

陈炜湛《汉字的故事》:“作为犬的别名,狗字出现较晚,现所见的实物资料是《侯马盟书(春秋)》,是宗盟类参盟的人名。

山川唐(唐善纯)新浪博文《蒙古语中的狼》:“遗传结构数据显示狗与现代狼的分离进化始于15万年前。狗大约1.4-1.5万年前就被人类驯化,这个时间比人类种植稻米的时间要早。DNA检测证明:全世界所有狗共同的起源地是东亚,东亚的某些原始野狼是如今大部分犬的共同祖先。”

在上述博文中,唐先生还指出:“犬字虽见于甲骨文中是个象形字,以瘦腹及长尾拳曲为其特征,但其读音kwan可能来自蒙古语cino()。这本来是阿尔泰人的图腾,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犬戎’的原因。‘犬戎’之犬,确实指狼。”

郭璞注“颉”,不用历史久远的“犬”,而用“青狗”,似乎是采取了音译的方法,也就是说用汉字记写阿尔泰语词。这,也可能是造成后世清朝人郝懿行语焉“不详”的原因吧。“青狗”,似乎为阿尔泰多音节粘着语的原始读音“库克”、“腾格里”,乃为阿尔泰游牧民族“神圣天帝”之意。至于“狗”,既为晚出之字,当复其《山海经》所记远古的“犬”字,阿尔泰语读音“叱那cino”,意译“狼”。所以,郭璞注“颉”为“青狗”,我们却可寻踪到“苍狼”的身影。

 至于“颉”,读如:“系”,这里亦隐藏着文化秘密。

《尔雅·释兽》:“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绝有力,迅。”

迅,《广韵》:息晋切  xin  ;乃极为强壮有力的狼。

按柳诒徵说,《尔雅》保留着“吾国最古之语言。”狼,在自然界为“极为强壮有力的”动物才可生存。所以,“迅(xin 读如:信)”应是远古阿尔泰语对狼最普遍的称呼。

颉,读如:系(xi去声);迅,读如:信(xin去声)

何新《论古典经学解释学的现代意义》:“原始汉语中,音近之词古义必通。”他引戴震《转语·序》说:“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生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

这就是训诂学所谓的:“一声之转”。

还有一种可能。

山川唐(唐善纯)新浪博客《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幸运·三》:“阿尔泰语以-i作表爱成分,如蒙古语eke意为母亲,但加了词尾-i以后,读作“额吉”或“阿吉”,意思就成了“我的妈妈”,也作为对年长老大娘的尊称。”

同理,迅  xin,尊称加词尾-i,xini 系尼,这可能是“颉”的阿尔泰语的多音节读音,疾读或缩音为xi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歌德)。让我们走出书斋,回到草原吧。

牧民唤笔者的名字“旭”为“xie(去声)”,尾音“ei”拉得很长;到了河北乡下,则音变为“xi”,尾音“ei”脱落掉了。“迅 xin 息晋切 去声”,原生态下的老牧民发不出此读音(进城上学的孩子们除外),一定读音为“xie”,上了些岁数的牧民或口齿不清的牧民则可能读如“xi 去声”;不熟悉草原生活的人因难辩牧民口语而听成“jie”。草原知青的蒙古语口语往往是五花八门儿的,但与牧民都可以交流沟通,且其乐融融。所以,荐绅先生们以“雅驯”的汉文汉字“纽切其字,谐其声音”地书写的草原历史,往往靠不住。不信?建议好事者赴草原插队生活五年,回到书斋肯定会把大部分所谓草原史书丢到垃圾箱。此乃后话。

倘若读者认为上述“草原之行”与严谨的学术毫无瓜葛,那么,读一读朱学渊针对司马迁“荐绅先生难言之”而说的一段话,或许是有益的:

“我以为‘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的《百家》是‘前汉语’(或称‘非汉语’)时代的著作,它很可能是用楔形文字写成的。这种文字的考古发现近年已经开始出现。它记载的上古中原的语言,即是今世北方民族的语言。”(224页)

综上所述,颉、迅乃一音之转,青狗、苍狼实共舞图腾。苍颉之谜,破解在际。

数年前,笔者在赴讲学的班车上,与一位数学教授闲聊。教授说:“我的导师告诉说:0是一个范畴’。这话我捉摸了一辈子。”笔者闻之,惊叹不已,大有子云“朝闻道”之慨。

历史学是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为武器,追求真理真象的学问。如果我们把“真理真象”假设为终极目标-0,那么,它将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范畴。我们能够接近它吗?

仓帝史皇氏仓颉”就是本文试图接近的那个0。它是一个巨大的范畴。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中,究竟是何时才开始说话的?对此科学家们进行了严谨的研究。英国牛津大学遗传学专家安东尼·玛纳克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一项最新专题研究证实,人类开始说话始于20万年前。在近期的《自然》杂志上,他们公布了这项新发现。该研究小组发现,老鼠和所有灵长类动物身上,都有一种FOXP2基因。在生物进化史上,当人类、黑猩猩跟老鼠“分道扬镳”之前的13亿年中,FOXP2蛋白质只变了一个氨基酸。在人类和其它灵长类动物“分手”的400万到600万年间,两个语言基因中的氨基酸在人类身上发生了突变,并最终成为遗传性基因,但在同时,其它灵长类动物却没有受此影响而发生基因上的变化。在电脑的帮助下,科学家计算出对人类产生语言起决定作用的“FOXP2基因突变”发生在大约12万至20万年前,恰恰与现代人人口迅猛增加的时间相一致。科学家们估计,正是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大促进了人类语言交际能力扩大又持续的发展。

   []迈克尔·托马塞赛洛《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最早的现代人是最早进行符号交流的个体,他们使用的一些简单符号也许与人类儿童使用的符号相似。然后,他们就扩散到全世界。因此,现存的所有语言最终都要追溯到那个单一的原始语言,尽管这种原始语言非常简单,而且每一种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就以各自完全不同的方式把言说顺序句法化和语法化了。”

蒙古人种起源在东非维多利亚湖沿岸。由于其他部落尤其是班图人(Bantu)的侵扰,一小部分黄种人向南迁徙,成为科依桑人(Khoisans);大部分则向北沿尼罗河来到北非和西亚。在两河流域,,有一部分黄种人留了下来,就是后来的苏美尔人(Sumerians)。中东地区在距今1万年前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农业定居点,最早出现宗教、城市、国家、文字,是不奇怪的。大部分黄种人继续向前走,其南支贴着喜马拉雅山的山脚渡过印度半岛,到达东南亚。其北支越过西亚,到达蒙古高原。

中国现代人起源时间不会早于5万年,北京猿人并非我们的祖先。虽然中原居民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但是根据GM单倍型频率却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人群中GMafg单倍型频率较高,而南方人群中GMafb单倍型频率较高,南北两大类型的地理分界线在长江一带。(张余善《中国人口地理》),从而揭示黄色人种是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中国的。

对中国历史而言,正是来自南方的苗蛮、夷越,以及来自西北方的戎狄,在黄河流域融合,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参阅山川唐新浪博客《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

中华民族于远古时期关于造字的记载,与其说是是神话传说,不如说是真实的历史记载。

《纲鉴易知录》:

太昊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人生之始也,与禽兽无异,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爱而不知其礼。卧则呿呿,起则吁吁,饥则求食,饱则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纲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故曰伏羲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又曰庖牺氏。”

“太昊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龙马负图,于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画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使天下仪礼必归文字,天下文字必归六书。”

“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风后明乎失天道,太常察乎地利,苍龙辨乎东方,祝融辨乎南方,大封辨乎西方,后土辨乎北方。帝命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仓颉见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

    唐善纯在《中国的神秘文化》一书中说:在原始文化里,人与人是平等的,没有特别的统治阶级。部落的事物全由长老们掌管,而任何一个长寿的有经验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长老。这个长老既管生产,又能通神,战争时则是军事长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部落中剩余产品足以养活一些有闲阶层的时候,这些能通神的人们便从生产活动中半脱离出来,成了巫。

从中国古代文献来看,在某个时期,巫被当做“神”来敬奉。巫,“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说文》)。无、舞、巫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无”指无形的神灵,举凡人们相信其有但无法感知的存在,都可以称为“无”。巫是能沟通“人”与“无”关系的人。舞则是联系主体“巫”与对象“无”的手段。“无”与神灵同义,故“巫”也是神。……当文字发明以后,巫除保留有通“无”的职能以外,又兼掌书记,称之为“史”。(第59-60页)

当巫术分离出了科学、宗教、艺术之后,自己留下的是一副残骸。这副残骸尚在历史的天空“舞破中原始下来”(唐杜牧诗句)。

巫师在一个相当长的原始社会阶段都有着比较显赫和重要地位。最早的王者,其实就是巫师。

太昊伏羲氏所处的时代约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4·5-1万年前。古文字学大师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象形文字至少有1万年以上的历史,与古籍记述的太昊造字相符。太昊伏羲氏乃王者大帝,更为一大巫师无疑。

最少5000年后,中华民族的造字运动提升到新阶段,王者大帝的地位已巩固稳定下来,巫师降为史官,即为黄帝(前2717-2599年)与苍颉的人物关系。但是,巫师常常以宗教权威,威胁或篡夺王者大帝的政治统治权。所以,我们常常在古籍中看到“苍颉”们干政的身影:

《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

《春秋元命苞》:“苍帝,史皇氏,名颉。”

《春秋命历序》:“苍帝,史皇氏,龙颜。”

如果近5000年前苍颉的身影略显模糊,那么,我们不妨打开被誉为“神品”的《蒙古秘史》,看一看成吉思汗与巫师通天巫阔阔出的生死搏斗。

世界上所有的原始民族,当其由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向文明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一个“巫教文化”的阶段。巫教,又称萨满教。

在古代蒙古人的精神世界中,萨满(《蒙古秘史》中写作“珊蛮”)是沟通人与天神关系的“使者”。《出使蒙古记》说:“据班扎洛夫考订,萨满Shaman一词的语根是sam。所有包含这一字根的词,都有‘不安’、‘扰乱’的含义。因此,sam也就意味着‘心情不安的’、‘狂悖的’、‘狂喜的’人的意思。”(第254页)由此可知,萨满,就字面意义而言,意为“兴奋而狂舞不息的人”。(赵志忠《中国萨满教》指出:萨满意为“智者”。)

萨满是对所信奉的宗教教义最具权威性的诠释者,是能保佑人们平安生活、消除灾难的祖先神灵的代表,是专业进行宗教活动的巫师,是一切传统习俗的坚决维护者。萨满作为人神之间的“使者”,享有崇高的威望,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及政治、军事、精神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多桑蒙古史》说:“珊蛮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卜者、医师于一身,此辈自以为各有其亲狎之神灵,告彼以过去现在未来之秘密……人生大事皆询此辈巫师,信之甚切。设其预言不实,则谓有使其术无效之原因,人亦信之。”

“萨满”这一称呼,自古以来流行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中。不同的民族对萨满世界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别称,同时,也都分别拥有各自的神职。如在蒙古语族中,男萨满被称为“勃额”,女萨满则叫做“渥得根”;在蒙古族萨满中,地位最高的、被认为法力最强的,就是“幻顿”,他主持祭“腾格里”(天神)、祭雷神、祭火神、祭牲畜财产保护神“吉雅其”等重大仪礼。“幻顿”由于被认为威力无比,具有同通天之本领,于是又被称之为“通天巫”。

在萨满世界里,并非什么人都可以任意自发充当“萨满”这一职务的,也不是任何权威可以任命的,一切都取决于萨满本身所需要的素质和特殊条件。萨满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间沟通和联络神灵、祖灵、精灵、鬼灵诸界,以帮助解脱人间的痛苦和灾难。

萨满在执行宗教职务时,都要身穿特殊的装束,使用一整套特殊的法具。这些装束和法具以它们的神圣性质被秘密地收藏着,并规定了许多禁忌。

萨满的活动几乎涉及各个方面,但应注意的是,他们作为原始宗教的巫师,其职能首先不是一般的社会性职能,而是信仰性的宗教职能。在萨满的宗教职能中,居第一位的是人和神之间的沟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萨满有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使自己的灵魂能够脱离自己的肉体;二是把诸神灵的灵体收附在自己的身上,再显现神灵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就是脱魂和显灵。他们不仅是通灵的人,而且他们本身就是人间的神。利用人们的愚昧和迷信,萨满一方面帮助统治阶级从精神上统治百姓;一方面分享统治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形成神权。   (参见《风暴帝国》第126130页)

铁木真被蒙古各部两次拥立为成吉思汗,都借助了萨满神权。 1189年,任萨满教长(别乞)的豁儿赤·兀孙·额不干在集会上向神祈祷,显示神意,于是向铁木真说道:我传达圣神的旨意“令帖木真为国主之意,载国而来者也。神使我目睹而告焉。汝帖木真若为国主,其何以报告吉者,而使乐之也?”帖木真曰:“果如所言,得以主国,使为万户之官乎?”曰:“咦!使我告若道者,(仅)为万户官,何乐之有,由我自取国中美女,使为有三十妻者;又凡我所言,其迎而听之,云。”萨满的代神立言果然得到蒙古乞颜各部的信任和支持:“共议此语,盟誓若是,立帖木真为罕,号成吉斯合罕。”(道注《蒙古秘史》第84页、第88页)

1206年,铁木真再次被拥戴为全蒙古的大汗成吉斯合罕时,更是借助了萨满的神力。

《世界征服者史》: 

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他在那带地区流行的严寒中,常赤身露体走进荒野和深山,回来称:“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名他为成吉思汗,教他如此这般实施仁政。’他们叫此人为帖卜腾格里(Teb-Tengyi,他说什么,成吉思汗就办什么。这样,他也强大起来,因为他身边有大群信徒,他产生当权的欲望。  (第40页)

这位“产生当权的欲望”的萨满,就是著名的通天巫阔阔出。他的父亲蒙力克老人曾是成吉思汗的监护人和救命恩人。就是这位通天巫阔阔出,向成吉思汗发起了神权挑战汗权的著名事件。

蒙古晃豁坛部的蒙力克老人,在成吉思汗幼年时是其父亲也速该的朋友。也速该临终时托他做少年铁木真的监护人。蒙力克在也速该遇害后,从翁吉剌惕人那里接回了铁木真。他曾阻止铁木真赴客烈亦惕人的宴会,从而避免了遇害的厄运再次光临黄金家族。他的一家在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地位是很高的。成吉思汗称他为“蒙力克父亲。”

蒙力克老人有七个儿子,第四子即通天巫阔阔出。这位自吹与天神对话的通天巫,代天神授予铁木真以“成吉思汗”的帝号后与成吉思汗一起讨论一切大事,在讨论时不拘形式。他(阔阔出)认为是那超人的神权提升了成吉思汗的地位,他相信自己与大汗平起平坐。鉴于蒙力克老人出于世交的关系与成吉思汗家族关系很亲近,通天巫阔阔出更倚仗自己拥有的神权对黄金家族傲慢无礼。他突然痛殴成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哈撒儿。哈撒儿是个无敌的勇士,却遭此大辱,这足以说明通天巫的魔力怎样使帝室中人害怕。哈撒儿向成吉思汗诉苦。成吉思汗所表现的急躁情绪更使他狼狈不堪:“你往日自夸没有人敢和你徒手相搏,何以让别人打了你呢?”哈撒儿受到这种屈辱,无言以对。人们一连三天看不见他。他在怒极而泣。

但是,事件才刚刚开始。狡诈的阔阔出又来找成吉思汗,挑拨他对弟弟的怀疑。阔阔出对成吉思汗说:“神启示我,长生天的命令,成吉思汗执掌国政,在他之后便是哈撒儿。你现在还来得及除去哈撒儿……。”听了阔阔出的一派胡言,成吉思汗当夜就到哈撒儿那里去,并将他逮捕。诃额伦母亲知道后,立刻命人驱车到成吉思汗的营帐,于清晨到达。哈撒儿两手被绑,已被脱去了小帽和腰带,正在成吉思汗面前被审问。成吉思汗看见母亲脸色可怕地冲进他的营帐,非常不安甚至恐惧。这位贤明的母亲一直走向哈撒儿面前为他松绑,把帽子和腰带还给自己的儿子。之后,她气愤更甚,怒不可遏,把自己的上衣解开,把自己两个干枯的乳房垂在膝上。于是,她向前捧着她的两个乳房叫道:“这是你们所吃的乳。哈撒儿犯什么罪,你要毁灭自己的骨肉呢?当你们小的时候,你帖木真、哈赤温和帖木格吃我的一只奶,只有哈撒儿有力气吃两只奶,使我胸中宽快。所以帖木真有技能,而哈撒儿有气力善射。我们的敌人,哈撒尔一一的用弓箭将他们射倒了。如今,敌人尽绝,你用不着他了么!” 

成吉思汗不敢面对母亲的视线,自己躲开,又怕又羞地走到帐外去了。他只能满足于夺去哈撒儿分封的大部分,仅留一千四百人给他。然而愤怒和心酸影响了诃额伦母亲的健康,终至“老去”。  

阔阔出成功地使成吉思汗兄弟里面最重要的哈撒儿蒙受屈辱,由此,气死了成吉思汗的母亲。须知,成吉思汗的死敌扎木合在总结成败得失时,第一条就说:“你有一个贤明的母亲。”大概罪弟失母的成吉思汗真的势单力薄了,反衬出阔阔出的神权空前强大起来,以至许多人以为谋求他的庇护是稳妥的,甚至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小朝廷”,其人数之多,几乎与成吉思汗本人的汗权相等。平时依附成吉思汗最幼之弟帖木格斡惕斤的一些人,离开了他而依附于“通天巫”。帖木格命一个名叫莎豁儿的部下去邀回他的人,阔阔出痛殴莎豁儿一顿,并且将马鞍套在他身上,回去见他的主人。第二天,帖木格自己到阔阔出那里去,被阔阔出和他的六个兄弟围住他,威吓并罪责帖木格要想夺去他们的人,结果强迫他跪下来向他们求恕罪。  

次日早晨,在成吉思汗尚未起身之前,帖木格走进他的幕帐,长跪哭诉所受的侮辱。成吉思汗听着默默不语。他似乎在可怕的萨满神权面前,有一种迷信的疑虑使这位百战百胜的统帅无所措手足。事实的确如此。成吉思汗事事必称:“长生天气力里佑护着”,而从来不敢口出狂言云:“天神跟我谈过话”;而通天巫阔阔出却敢说敢当。面对强悍的“腾格里-天神”代言人,成吉思汗的疑虑和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成吉思汗的妻子帮他做出了决定。孛尔帖从床上坐起来,拿被子遮着胸,含着眼泪向成吉思汗叫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呀?那七个兄弟打了哈撒儿,侮辱了帖木格。如果在你生存的时候,人们可以欺侮你松柏般长成的兄弟,等到你死后,百姓将不服你的儿子们,他们还年幼没有人怕,就像风吹草动或群鸟高飞。”这个简明的道理打动了成吉思汗。他对帖木格说:“今天,帖卜腾格里来的时候,有你去做!” 

帖木格出去秘密地和三个力士说好。少顷,蒙力克和他的七个儿子来到成吉思汗的帐幕谒见。阔阔出刚刚坐下,帖木格揪住他的衣领说:“昨天,你强迫我向你伏罪。今天,我们来角力!”他要将阔阔出揪出帐外。纷争间,阔阔出的小帽坠落于地下。他的父亲蒙力克老人拾起小帽,满心惶恐不安。

成吉思汗命令这两个人出去解决他们的争端。

他们出到帐外的时候,帖木格所属的三个力士冲上去将阔阔出的脊骨折断,尸首抛在车辆旁边。帖木格于是回到御帐,照他的说法报告事件经过:“我们才开始,他不愿意再和我角力,卧在地上,现在他是不愿意再起来了!”

蒙力克老人立刻领会发生了什么事,悲伤地吻了阔阔出的小帽,两眼垂泪喃喃地说: 

       “自大地如土坷时,

         自江海如小溪时,

         我已相从之也矣。     (《蒙古秘史》第279页)

但是,他的六个儿子对于他们兄弟被杀,没有甘心顺受。他们已经卷起衣袖,气势汹汹地拦住帐门,成吉思汗受惊起立叫他们出去,他自己先到外面,护卫他的弓箭手们迅速赶来保护。  

《蒙古秘史》极详尽地记述了这桩汗权对神权胜利后的奇异的善后举措:  

成吉斯合罕见彼已腰折置车群端之通天巫,命自后(方)取一青帐来,置通天巫上,遂命驾车起营,自彼徙矣。(注意:青帐乃苍帐也。--笔者) 

置通天巫上之帐房,盖其天窗,关闭其门,命人守之。(闻)至第三日夜将晓时,其房之天窗开而身已出矣。审之则果然。” (《蒙古秘史》第279页)

成吉思汗将这一奇迹用非常的语言昭告天下:

“以通天巫致手足于我弟每之故,以无稽谗谮于我弟每之词,故不得天,将其性命身躯而去矣。”   (同上) 

成吉思汗此时已身经百战,处决过如: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等蒙古部族著名的首领或大汗,惟此次处决通天巫阔阔出后,将其尸身置于青帐穹庐内,“盖其天窗,关闭其门,命人守之”,到了“第三日夜将晓,其房之天窗开而身已出矣。”大概耽心人们不相信,竟还“审之则果然”。 

所有的蒙古史籍都记载了这件事,《蒙古秘史》记载得尤为详尽,可见通天巫阔阔出事件影响之大。这事件中所玩弄的“戏法”,在现代人看来很容易识破。但在当时,作为神权代表且与成吉思汗几乎平起平坐,拥有了强大势力的萨满通天巫阔阔出,确实令成吉思汗本人敬畏和恐惧,因为这位神权代表还曾与天神“对话”。于是,成吉思汗采取了当时人们最迷信的宗教仪式,即将阔阔出的尸身放入穹庐,这可是游牧民族人神相感相交的“神殿神宫。其言外之意是让蒙力克家族和百姓们都看看阔阔出是否可“生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得天祐,将其性命身躯而去矣”,那么,顺从天意,与成吉思汗家族就无关了。 (蒙古人穹庐图腾崇拜一俗之研究,参见笔者博文《天神之歌-<敕勒歌》文化阐释》)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天巫阔阔出,就是成吉思汗身边的“仓颉”,且为令成吉思汗敬畏和恐惧的可与天神对话的“通天巫”,可惜“不得天佑”罢了。

《蒙古秘史》:“都蛙锁豁儿额中有独眼,能望三程之地焉。”这使我们想到:“仓颉四目”。阿尔泰游牧民族数千年“眼睛崇拜”之俗赫然在目。

仓颉造字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历史的真相却没有那么诗情画意。文字的产生是统治阶级施政所需,与从事简单生产的普罗大众从来无缘;诚如苏联学者指出的:“(古埃及)当时只有祭司才掌握文字,只在寺院的学校里才学习文字。”(奥尔德罗格  波铁辛合著《非洲各族人民》)“学在王官”为中国远古社会的铁律,仅于春秋战国,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文字才散播民间。然而,此俗被蒙古族保留下来,但浓缩成视“国史”为皇家最高机密,外人不得觊觎。历史上的蒙古族,武力方面“只识弯弓射大雕”,但是,如果仅就这一点来理解蒙古族,则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意识极其发达的民族,伴随在漠北兴起的历史脚步,蒙古大汗必责令必赤(书记官)写历史。蒙古族又极珍视自己的精神财富,皇家秘史(脱卜赤颜)不准外人看。元仁宋时,权臣铁木迭儿就因为“盗观国史”,遭到弹劾。

按唐兰《中国文字学》说,象形文字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那,正是太昊伏羲氏造字的时代,亦为王与巫合体的时代。

仓颉造字,则在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王权已高于一切,掌握文化的巫,已沦为亦巫亦史的时代。

黄帝发源于今天的甘肃沁阳到天水一带,炎帝发源于陇东到陕西的黄土高原,这些地区曾长期被视为戎狄。中华民族是以黄帝符号为中心所建构出来的社群。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但也是中国北方原始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宗神。假若说黄帝是阿尔泰人的首领,并且从北方诸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中得到印证。

史传仓颉生于陕西省白水县杨武村鸟羽山(今北源乡杨武村),葬于武庄(今史官乡武庄村);众多汉字创立神话中的一个传说是,苍颉最初创造出的24个文字,地点是陕西岐山。该地正是远古阿尔泰游牧民族生息活跃的地区,作为黄帝的史臣,他应为操阿尔泰语的巫史或萨满。央视《史说汉字》专题系列片中,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对着镜头说:“苍颉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古老,‘苍’是白色,灰白色;‘颉’,这一部分(以手示下巴),我们也可以说脸上灰白色(的胡子),这么一个特征的人。”显然,李学勤忽视了苍颉的阿尔泰游牧民族背景,只好望文生义,就事论事了。

   宋代罗泌撰的《禅通纪》云:“仓帝史皇氏,姓侯冈,名颉。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古今人表考》中说得更明白:“仓颉始见《荀子·解蔽》,又作苍,(《韩非子·五囊》、《吕览·君守》等以作苍为非)姓侯刚,(宋姚宽《西溪丛语》、《路史》作冈)亦曰史皇,亦曰颉皇,亦曰皇颉,亦曰仓帝,产而书,写仿鸟迹以造文章。天雨粟,鬼夜哭。”

仓颉,复姓侯刚,亦作侯冈,显然是阿尔泰语的音译。后世附会说,黄帝感他功绩过人,乃赐以“仓(苍)”姓,意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其实,侯冈(刚)疾读,即“苍”,乃汉字“苍”的音源;而蒙古语“孛儿帖”似乎是“侯冈”的语源,至今,陕甘地区的土语在这两个字的发音相近。

仓颉,名“颉”,亦曰史皇,亦曰颉皇,亦曰皇颉,亦曰仓帝,可见古人站在汉文化的角度,对于仓颉的历史称谓实在拿不准,尤其一个“颉”字,问题往往就复杂化,此在《山海经》郭璞注文中看出些端倪。

然而,转站到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文化角度,问题似乎可以找到答案。颉,读如系,乃“迅”之音转或加-i乃极为强壮有力的狼。

苍颉,即:苍狼,乃阿尔泰游牧民族之始祖神,因以造字名世,我们姑尊之为“文化苍狼”。

读者诸君不要以为笔者唐突浪漫吧!中华民族的先人们确实存在过“狼图腾”的时代。徐江伟指出:

伏羲-太昊其实是北方游牧民族部族名,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消失过,有许多注音异写,元代以后一般译作“兀颜”。(第5页)

神农的本义就是狼,神农是蒙古语狼的读音“赤那”(sina)的汉字注音,与古籍中的“犬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入主中原的犬戎而已。(第49页)

中国的西方名称“China”来自遥远的过去,与华夏文明起源有关,与狼有关。由于东方统治者长期以“赤那”(狼图腾)自称,与之有过交往的古代西方人便以此指称中国了。(第51-52页)(按: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至那’即China()的对音。”至今,西方人称中国仍为“秦 去声。)

《隋书·突厥传》:“其国先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

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时至今日,我国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中仍保留着崇拜狼和视狼为勇敢神灵的习俗,故生男孩叫生了一只狼。

   在世界叙述史上,关于“狼变人”或“人变狼”的民间传说,数不胜数。希罗多德关于纽利人的传说中,提到他们每年有几天变成狼;在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也有这种观念,立沃尼亚人男巫每年到一条河里洗澡,然后在12天里变成狼。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中指出,“人变狼”在欧洲神话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信仰通过了蒙昧的、野蛮的、古代的、东方的和中世纪的时期,迄今仍存在于欧洲的迷信中。它最好可以称作‘人变狼’的学说。根据它,某些人具有天赋的才能或掌握有一种暂时变成猛兽的魔术。这种观念的起源还远没有查明。然而对我们来说,这种观念到处流传的事实应当是特别重要的。”

   有趣的是,苍颉可能还是“外国狼”。罗灵杰《跨越三千年的因缘》一书,给我们介绍了相关史料。

1894年,法国考古学家拉克伯里在其著作《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中,撰述了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故事: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战,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Nakhunte又作Nai Hwahgti,即“黄帝”之谓,巴克族为“百姓”(Bak Sings)转音。被中国史书奉为文明始祖和帝王谱系之源的黄帝原来出自巴比伦,中国人(汉人)的祖先原来是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这就是所谓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的“西来说”。

拉克伯里的学说并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却在中国学界掀起百年思潮,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均参与其中。

刘师培著文说:“据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庇伦之莎公,仓颉即伯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

民国国学大师章太炎运用自身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古史修养,寻求一系列佐证进一步论证该说:“萨尔宫者,神农也,(或称萨尔宫为神农,古对音正合。……先萨尔宫有福巴夫者,伏戏也;后萨尔宫有尼科黄特者,黄帝也。其教授文字称苍格者,苍颉也。”

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自然会有统一的文字起源。所以,苏三在《汉字起源》一书中说:“我们越来越看到,中国的文字与世界文字起源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或许中国文字的起源找到了,则世界文字的起源问题也就有了希望,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如果以历史为一时间立轴线,以“鸡”为分析对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命形态表现出鸡蛋-小鸡-成年鸡-会下蛋的鸡-老死的鸡;也就是说,同一个实物,在不同的时间段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但他们确实是同一个生命体。同理,作为阿尔泰游牧民族的男孩,仓颉一出生就是一只“狼”,长而强壮有力,故为“迅”为“颉”,天赋优越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故为“史”为“吏”;收集并进一步创制文字,故为“帝”为“神”。

   如果以空间为横轴线,再与时间的立轴线任何一个点相连接,那么,我们发现五千年来,无论哪朝哪代,苍颉式的造字运动时时陪伴着我们的伟大民族,从远古走向未来。

   近来,因制造“于敏构型”氢弹而获国家科技大奖的于敏,举世皆知其“中国氢弹之父”的伟大功勋,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科学家们制造氢弹的同时,也在造字。

   氕(pie 阴平),是氢的同位素之一。汉字原无此字,科学家非常巧妙地创造了这个新字。它形象取“气”,因为与“氢”有关,并用汉字笔画“丿”(撇)来做声旁,表示质量数“1”,它的原子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

   氘(dao 阴平),是氢的同位素之一。此字也是科学家新造字。因与“氢”有关,故也从“气”;又其符号为Ddenterium,而原子核中有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字,因此,科学家取“刂”表音;同时,“刂”能吻合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的意涵。如此,“氘”字的创造简直精美极了!

   氚(chuan 阴平),氢的同位素之一,原子核有一个质子、两个中子,应用于热核反应,旧称超重氢。科学家照例取“气”为形旁,又取“川”为其音,且又暗合了一个质子加两个中子的“三”,造得尽善尽美矣!

姚淦铭《汉字文化思维》一书指出:“氕、氘、氚三个字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时空下,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科学家用形声字的类推思维作出的创新之举。”

亲爱的读者,当我们读着“氕、氘、氚”时,难道你没有感到伟大的先祖苍颉与我们同在吗?

1848年,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的美国学者卫三畏,于被誉为美国汉学第一书《中国总论》中写道:“一旦废止汉字,中国将不复存在。”

诚斯所言!

文字,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血脉。诚如央视《汉字五千年》第一集所说:“只有方块字在,统一天下只是时间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苍颉,只有苍颉,才是中华民族的创生始祖。

他,造福中华,其翼若垂天之云;功勋昭世,其享与日月同辉!

感恩苍颉,是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心声,让我们同唱:

需要你 需要你 需要你

想逆转时间

回到 最开始 有你的世界

想穿越 想飞天 想变成造字的仓颉

写出 让宇宙能重来的诗篇       

 

  2015/2/8     京东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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