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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学书画家杨维桢、马琬、盛懋、杨维桢

  发表日期:2013年11月24日   出处:张建民        【编辑录入:admin

      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泰定四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

        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被黜。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政府立场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信中责备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确为实情。此外,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
         杨维桢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 “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 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 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
       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 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黄惇评其作品粗头乱服,不假雕饰,常以真、行、草相互夹杂,并以卧笔侧锋作横、捺笔画的章草波磔;结字欹侧多变、长短参差、大小悬殊;章法则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乱错落中,凸显其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等。《中国书法全集-康里巙巙、杨维桢、倪瓒》卷收有他两件立轴书,书于1363年《溪头流水诗草书轴》不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见立轴书的成熟模式,笔法多变,结字诸体杂揉,倔犟超逸,足显其书法的趋于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立轴》(故宫博物院)、《城南唱和诗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是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末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纵横奇诡,眩人耳目,在明初有“文妖”之讥。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诗作,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杨维桢《城南唱和诗卷》,行草书。论元代书法形态的奇崛古朴,杨维桢当数第一。这与他倔强的个性、深厚的学养又联系在一起所以,非常人所及。杨维桢的行草书,其风格在元代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元代章草的复兴是从赵、邓开始的,但他们未能对章草这种书体作出什么创新,而以章草笔法杂以汉隶和今草笔法成功运用到行草书创作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独有杨维桢一人。《城南唱和诗卷》,对章草笔意的运用达到了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境界。杨维桢把晋唐楷法和汉隶、章草、今草笔法融合在一起,故独有奇拙、古朴的趣味。所谓“矫杰横发”(李东阳)“狂怪不经”(徐有贞)“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例载而归”(吴宽)就是指杨维桢书风中豪迈雄强、形态怪异、用笔粗放的特点。而这种激越奔放的气势,刀斫斧劈的雄强,正是筑基于章草笔法的渗入。

 

  马琬(?—1378?)元末明初画家。字文璧,号鲁钝生、灌园人。秦淮(今江苏南京)人,长期寓居松江。有志节,工诗善画,诗工古歌行,画长山水,官至抚州郡守。善画山水人物,工诗能书。诗书画时号“三绝”。元末隐居,洪武三年(1370)出知抚州。早年从杨维桢学《春秋》,诗亦受其影响。杨极推重他的画,因此名望甚高,“三吴人以重金购之”。曾将所作五百篇结为《灌园集》,由贝琼作序,但今无传本。生平事迹见《西湖竹枝集》、贝琼《灌园集序》(《清江集》卷七)、《跋马文璧云林隐居图后》(《清江集》卷一三)。
        元至正八年(1348),顾瑛在昆山界溪的玉山草堂成为江浙一带文人宴游唱和的集中地点之一,马琬与杨维桢、张雨、倪瓒、郯韶等经常赴约。当年编印的两本诗集《玉山草堂诗》和《西湖竹枝词》中,都有马琬的诗作。《西湖竹枝词》称他“自少有志节,诗工古歌行,尤工画,然皆其天姿之所出也”。
      至正九年(1349),杨维桢到松江吕良佐所办潢溪义塾讲授《春秋》,马琬前往就读。平时和贝琼等遍游当地山水,写生作画,且题上诗作。所画山水学董源、米芾,也学黄公望。为杨谦所作《乔岫幽居图》轴(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结构复杂严谨,用黄公望笔法,但稍嫌板滞。
        至正十年(1350)结交黄公望,受到更深影响。至正二十五年(1365),结交王蒙。王蒙作《长林话古图》,画杨维桢和他本人,马琬为之题赞:“草树离离落照间,清言输与两翁闲。就中消受无人会,满耳清泉满眼山。”次年(1366年)作《春山清霁图》卷,丰满清秀,有董源、黄公望笔意(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作有《瀛海图》、《秋峦烟树图》、《新柳》、《云关晓渡图》等。贝琼曾题诗道:“长忆青溪马文璧,能诗能画最风流。酒酣落笔皆天趣,剪断巴江万里秋。”并说他的画“三吴人以重价购之”。
       明洪武三年(1370),马琬出任江西抚州知府。八年后,贝琼看到他在抚州的近作《云林隐居图》,为之题跋,称它“视南宫未可优劣”,并说他在画上的诗“有归老之志焉”。著有《灌园集》。约卒于明洪武年间。

      《秋山行旅图》,布景繁密严禁,崇山叠峦,栈阁瀑溪,人物多至数十人。通篇用笔多去中锋,用墨简澹,设色淡雅。压顶一峰,皴笔疏简,以平点层层作小树,倍觉清逸秀出。马琬的树石用笔取法黄公望,但稍嫌板滞,尤其是山头杂树的刻画显得平板而无变化。该幅作品无作者款印。而其上有董其昌“马文璧秋山行旅图”。

 

   盛懋,元代画家,字子昭。嘉兴(今属浙江)武塘人。生卒年不详,但知与吴镇同时代,且为乡邻,“比门而居”,约在至正年间。父盛洪,临安(今杭州)人,寓魏塘,业画。懋承家学,善画人物、山水、花鸟。早年并得画家陈琳指点,画山石多用披麻皴或解索皴,笔法精整,设色明丽。
       盛懋是元季专业画家,当时被称作“画工”。因技艺高超,并能接受元代文人画家的影响,其作品颇合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但是他的画与元四家的画明显不同,文人画是写胸中之逸气,而他则是一个民间画家,比较适合老百姓的欣赏。[2]其画山水、花鸟、人物俱精,名声很大,“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画者甚众”。《图绘宝鉴》这样记述他:“始学陈仲美,略变其法,精致有余,特过于巧。”陈仲美就是陈琳,赵孟頫的学生,其父乃南宋画院待诏,故陈琳在技术上十分完备,既善用董源、巨然一派的画法,也善用李成、郭熙一派的画法。盛懋显然深受其影响,所以“精致有余”而意趣不足、
      传世作品有《秋林高士图》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秋江待渡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沧江横笛图》轴(南京博物院藏)、《溪山清夏图》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和《松石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

 

   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泰定四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

        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因依法惩治作恶县吏,遭奸吏报复被黜。继任职钱清盐场司令,因请求减轻盐税不允,决意投印去官,方获准减额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戏答:“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后张士诚令其弟张士德上门求教,杨维桢站在元政府立场修书一封,臧否张士诚。信中责备张士诚“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骂他自选官吏,不缴粮食,确为实情。此外,指出张四个优点“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以及四个缺点“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将帅、守令、亲族等“为阁下计者少而身谋者多”,“狃于小安而无长虑”,“身犯六畏,衅阙多端”。预言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
         杨维桢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 “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 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 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
       杨维桢书法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 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他反对摹拟,主张不工而工。他认为“摹拟愈逼,而去古愈远”,主张诗品、画品、书品与人品作统一观,认为书品无异于人品。于此,我们也找到了他怪异书风的精神来源。黄惇评其作品粗头乱服,不假雕饰,常以真、行、草相互夹杂,并以卧笔侧锋作横、捺笔画的章草波磔;结字欹侧多变、长短参差、大小悬殊;章法则字距大于行距,在貌似零乱错落中,凸显其跳荡激越的节奏旋律。其代表作有《题邹复雷春消息卷》、《城南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等。《中国书法全集-康里巙巙、杨维桢、倪瓒》卷收有他两件立轴书,书于1363年《溪头流水诗草书轴》不仅在作品章法款式已见立轴书的成熟模式,笔法多变,结字诸体杂揉,倔犟超逸,足显其书法的趋于偏激的表现主义风格。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立轴》(故宫博物院)、《城南唱和诗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是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末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他长于乐府诗,多以史事及神话传说为题材。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纵横奇诡,眩人耳目,在明初有“文妖”之讥。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诗作,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他著述等身,行于世的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近二十种。

       杨维桢《城南唱和诗卷》,行草书。论元代书法形态的奇崛古朴,杨维桢当数第一。这与他倔强的个性、深厚的学养又联系在一起所以,非常人所及。杨维桢的行草书,其风格在元代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元代章草的复兴是从赵、邓开始的,但他们未能对章草这种书体作出什么创新,而以章草笔法杂以汉隶和今草笔法成功运用到行草书创作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独有杨维桢一人。《城南唱和诗卷》,对章草笔意的运用达到了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境界。杨维桢把晋唐楷法和汉隶、章草、今草笔法融合在一起,故独有奇拙、古朴的趣味。所谓“矫杰横发”(李东阳)“狂怪不经”(徐有贞)“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斨,例载而归”(吴宽)就是指杨维桢书风中豪迈雄强、形态怪异、用笔粗放的特点。而这种激越奔放的气势,刀斫斧劈的雄强,正是筑基于章草笔法的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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