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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回草原

  发表日期:2010年10月19日      作者:张旭     【编辑录入:admin


 

--央视精品《中国影响力》专栏首播观后 

                                

 得知央视精品《中国影响力》专栏将于国庆之夜首播的消息后,心里琢磨“一定是隆重推出震撼、轰动式的大题材吧。”待打开电视机,映现在眼前的竟然是荒风牧草、牛车马队,只见漫漫黄沙中迈动着坚毅的步伐,猎猎飘动的红旗上大书着“鄂托克旗乌兰牧骑”,随着一幅幅淳朴感人、生动精美的画面,讲述“我从草原来”的故事。

 一股暖流从心头涌出。往事历历,自草原扑面而来。

 196711月,我随500名北京中学生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在草原人民热情的接待中,我第一次欣赏到乌兰木骑的精彩表演。学生时代的我,曾任校宣传队队长,并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竹笛,本以为告别了艺术生涯,却意外地在草原深处融沐到如此美轮美奂的艺术之光。第二天,北京知青的文艺骨干们与乌兰牧骑举行联欢,初到草原,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以致常常因分不清“乌兰牧骑”还是“乌鲁木齐”而引起一阵善意的笑声。 

转年的春节,我和知情战友们赶着牛车(因为当时还没有学会骑马。),去插队所在地的乌兰察布边防站慰问解放军。边防官兵们骑马迎出十数里。联欢会上,我演奏了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官兵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宴会上,边防站站长不称呼我们在当地著名的名字--“北京知青”,而称我们为“北京乌兰牧骑”。令我没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我随已回京的知青战友们回草原,到久别的乌兰察布边防站慰问解放军,边防站站长致欢迎辞称:“欢迎北京乌兰牧骑老前辈。”“老前辈?”大家不解地问。站长幽默地答道:“北京乌兰牧骑在1968年就开始来我们乌兰察布边防站了,而我是1972年才出生,你们不是老前辈吗?”一语道破,引起满堂开怀大笑。 

草原插队的第二年春节,当时的公社抽调各队的知情文艺骨干组织了乌兰牧骑宣传队,走包串户,为牧民们演出。说是演出,其实就是在蒙古包里,围着炉火,唱歌奏乐,给牧民们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一日,巧遇五位解放军战士。原来,乌兰察布边防站组织了解放军乌兰牧骑巡回演出。两支乌兰牧骑合在一起,人多马壮,蒙古包里盛不下了,便在浩特(两个蒙古包之间)边的草地上,喝风踏雪,引吭高歌。春节,在内地早已春风和煦,大地泛绿了;然而,草原此时,即便是和风丽日,气温也要在零下20度。解放军乌兰牧骑演出二胡独奏《草原巡逻兵》。就在五名战士忘情地演奏着激昂欢腾的乐曲时,一阵“春风”拂过,牧民们惊呼起来。那是零下20度的“春风”啊!记得初到草原,不谙天时,也是这样的春回大地,偶感燥热,解开帽翅,“春风”瞬间一过,又赶紧系紧帽子。到家后感到耳朵热辣辣的,伸手摸时才发现耳后冻起了大血泡。此时此刻,战士们显出钢铁本色,丝毫不为“春风”所动,坚持演出。一曲落地,牧民们抓起身边最纯净的白雪,为战士们擦拭手指和耳朵,生怕冻坏子弟兵。几个老牧民额吉竟抱着战士们哭出了声。战士们和知青们可能不约而同地想起远方的妈妈,大家和牧民们拥在一起,原本联欢喜庆的时刻,却哭成一片…… 

1969年夏,我被借调到东乌旗乌兰牧骑,并担任过队长。那时的东乌旗乌兰牧骑的排练条件,比起鄂托克旗乌兰牧骑的同期条件好了许多,人数差不多是一样的十几个。多年后,在电视上看到香港某著名女艺人讲:“我们是‘一脚踢’”。她的意思是什么都干。其实,所谓“一脚踢”不是她们的发明,乌兰牧骑都是这样的。就拿我来说吧,主业是笛子演奏员,但还干过歌唱(京戏,郭建光片段。)、舞蹈、朗诵、编剧、创作。我编曲的女声独唱《点亮我的小油灯》还拿到盟里参加汇演,得到好评。应该说,乌兰牧骑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艺术生产力却相当于一个六、七十人的中型艺术团。 

草原乌兰牧骑的生活,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拥军爱民。”先说拥军吧。当时,驻军的新兵来到草原、老兵告别草原、八一建军节等等的有关解放军的活动,都活跃着乌兰牧骑的身影。东乌旗乌兰牧骑中,有来自北京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和体育学院预科的学生,编排的节目水平极高。有一个节目是以表现边防战士们刻苦训练的场面的,几个体育学院预科的学生把空翻、鱼跃等高难度动作用在舞台上,战士们看得热血沸腾,报以掌声还嫌不够,常常振臂高呼扎根边疆、保家卫国之类的口号;场上场下,连成一片,令人难忘。爱民,更是乌兰牧骑的天职。一年中,大半时间到草原各处巡回演出是职责所在。蓝天为幕,牧场做台,歌舞器乐,欢声笑语。观赏乌兰牧骑的演出,就是牧民的节日;草原之夜,燃起篝火,与乌兰牧手拉手心连心地载歌载舞,就是牧民们的狂欢节。乌兰牧骑带给草原牧民的不仅仅是歌声,寻医问药、书报杂志、发展生产、教育子女,一句话,乌兰牧骑的红旗插在哪里,哪里就是草原文化的中心。

祖国的六十一年华诞,国庆期间,好戏连台,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但我除新闻外却很少看电视,大概诚如老子讲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吧。然而,央视精品《中国影响力》栏目首播的《我从草原来》(包括108日的续集),却让我目不转睛、专心致志地欣赏,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画面。

节目结束,电视机前的我早已热泪盈眶。家人不解地问:“有那么好吗?”我默默地点点头。

“我从草原来。”人们对草原的了解,大多从昭君出塞的思乡凄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哀怨哭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得来的。作为在草原生活过十年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上述种种纯属对草原文化的误读。仅就当代艺术来说,被誉为“交响天使”的辛沪光女士,于1956年告别上海,如一只“南方飞来的小鸿雁”般地飞向草原,不久,便向世界奉献出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嘎达梅林》,书写了“上海姑娘创作蒙古史诗”的神话;1966年,年仅22岁的笛子演奏家简广易先生来到鄂尔多斯草原乌审召采风,一曲《牧民新歌》由此诞生,走红全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洲经典曲目之一,从而成为世界经典名曲。事实上,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同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文化。内蒙古赤峰兴隆洼与河南舞阳贾湖几乎同时出土了8000年前的骨笛亦为明证。 

“我从草原来。”它不仅仅是一句美丽的歌词,作为中国人,生命中的遗传密码很可能告诉你:“你就是草原人。”自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战争狼烟、融合情缘多的数不清,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描述这些历史画卷的文史著作汗牛充栋,累代不绝。然而,文史学家们很少思考,居住在地老天荒的草原游牧民族,为什么不向文明力量相对薄弱的中亚“西进”,却总是向强大的中原“东归”呢? 

这一历史现象,近年来引起不少文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张骞通西域,太史公赞曰:“张骞凿空。”后人亦追捧“凿空”伟绩,似前此西域与中原无交通。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司马迁及后世史家们对草原文化史的千年误读。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北方诸族的祖先都是从中原出走的游牧和渔猎部落。”更有甚者,美籍华人朱学渊博士在其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史的专著中指出:“秦始皇是说着蒙古话的女真人。”一言既出,哗然者众。细品起来,朱先生说的有理有据,似乎是世人的头脑尚在“凿空”中眩晕。如果朱先生的理论太深奥的话,我可再举两个通俗点的例子。学者唐善纯先生在其专著《华夏探秘》一书中指出:甲骨文中没有“太极”一词(这仅为一家之言。--笔者),“‘太极’更像是一个音译的外来词,其词源应为阿尔泰语系中的‘腾格里’(tengri)。”“腾格里”也就是著名蒙古族歌唱家“腾格尔”的名字。还有一个更通俗的例子。遍布北京的岳各庄、王格庄、李各庄之“格”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曾让北京文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大伤脑筋,百思不解。其实这个问题的最好老师是“草原”。任何一个从草原来的人都会告诉你,蒙古语叫“家、房子”为“格尔”。岳各庄、王格庄、李各庄之“格”不是汉语,而是蒙古语,意为:“家”。岳各庄、王格庄、李各庄其实是蒙汉杂交的称谓,意为“岳家庄、王家庄、李家庄”。文化史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草原与你、我同在。”否则,倘若没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你、我今天还在“上衣下裳,车兵步战”也未可知。 

2008年,中国成功地举办了一次“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会后,文化部的领导会见国外媒体时,有国外记者问:“中国何时能拿出‘两弹一星’式的文化产品?”依我看,且不说这位记者提出的是一个不禁论证的“伪命题”,也不说奥运会及其后的世博会那样世界级的文化项目,早在1957年,内蒙古草原高高飘起的乌兰牧骑的鲜艳红旗,以它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向世界昭示:中国‘两弹一星’式的文化产品早已在草原以它那“红色嫩芽”的英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吗?

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我体会,抵制“三俗”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到草原去,与牧民们同哭,与战士们同乐,做一个“乌兰牧骑人”。

这,也可能是央视精品《中国影响力》专栏首播的镜头对准“乌兰牧骑”的创意所在吧!

让我们一起回草原。

2010-10-9                京南寓中

 

 

编者:作者张旭,原插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阿尔山宝力格大队北京知青,现在大学任教。一直关注草原的发展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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