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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塞和亲中所体现出的昭君精神

  发表日期:2010年4月5日      作者:刘开美     【编辑录入:admin


 

 

 

内容提要  本文在梳理昭君生平,以及昭君出塞背景、出塞过程和出塞影响的基础上,

分析了出塞和亲中所体现出的昭君精神。 文章从“请求行” 和“从胡俗”两个方面进行了

分析,认为,不屈世俗压力、向往美好生活、敢想敢为胆略,以及顾全国家大局和尊重匈奴

风俗,应该是出塞和亲中所体现出的昭君精神。

关 键 词  昭君  出塞  和亲  精神

 

(一)

民族和亲的伟大使者王昭君,出生于西汉南郡秭归宝坪村。清人吴翰章在其《双溪杂记》中记载:“咸丰初,邑人建奎阁于县南妃台山上,土中掘得一碑,大字四文曰‘昭君故里’。小字漫天,唯‘宋’字当可辨识,盖宋代物也。碑阴有小字,亦不可辨识。咸丰七年,奎阁毁,碑亦不存。光绪十年秋七月,知县黄世崇重立石于奎阁故址,仍题曰‘昭君故里’。”宋朝《太平寰宇记》所载:“兴山县,本汉秭归地,三国时其地属吴。至景帝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分秭归之北界立为兴山县,属建平郡,隋废之,唐武德初又置。香溪在邑界,即王昭君所游处。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村边连巫峡,是此地。”与《双溪杂记》所载正相吻合。唐代诗人崔涂《过昭君故宅》中“不堪逢旧宅,寥落暮江滨”的诗句,较早记载了昭君的故宅。而宋人邵博的《闻见后录》,则对昭君故宅作了较详细的记载:“昭君故宅为‘绿竹村’,绿阴蔽日,箭竹插天,宅前是青黛的香溪水,宅后靠墨緑的纱帽山。”1978年兴山县着手对昭君村进行考古发掘,在昭君宅旧址先后出土汉墙、汉瓦、石刻、陶器、铜器等文物达500余件,特别是掘出了一对造型粗犷的石兽,传说是立于昭君望月楼前的,为南朝时所刻制。除此还发掘出宅迹基脚、天井和石台。这说明汉时就建有昭君宅,以后曾修建。总之,这一切说明今宜昌市兴山县宝坪村是昭君的故里。昭君就是从这里出山进入汉宫的。

昭君出身于“良家子”,也就是清白的人家。昭君善弹琵琶,这反映了她的家庭比较富裕。据考证,昭君的父亲叫王襄,字忠。王襄在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作品《琴操》中被称为王嚷。昭君入宫后,王嚷被封为越州太尉。昭君的母亲叫周氏。昭君有一个哥哥,生有二子,一个叫王歙,一个叫王飒。王莽当政时,都被封官,王歙被封为和亲侯,王飒被封为展德侯,都与昭君出塞有关联,两兄弟曾经4次出使匈奴。

昭君生来美丽,被列为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列。历代文史中,对这“四大美女”的容貌多有描述,但区别是,对西施、貂蝉、杨玉环都是通过写实来表现其美的,西施被喻为“沉鱼”,还写她有一种“病态美”,看上去真是秀骨似水,娇弱春花,冰肌玉肤,体态轻盈。东施效颦的典故,讲的正是东施因学西施病态而弄巧成拙的故事。貂蝉被喻为“闭月”,妩媚风流,而成为王允“连环计”的人选。杨玉环被喻为“羞花”,有别具风韵的“丰腴美”,赢得了玄宗皇帝的倾倒,而成就了一曲长恨情歌。而对昭君则并非是通过写实,而是通过人们主观上的观感和反响来表现其美的。对此,《后汉书》有24个字的描写,讲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耸动左右。”为此,“元帝大惊,意欲留之。”尽管这里并没有描写昭君具体生动美丽的形象,但却透过这24个字里行间,昭君绝代佳人的形象,无疑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昭君是在汉“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而成为宫女的,时年芳16岁。但是,昭君名垂青史,并非在于当宫女,而是因为自愿请行,出塞大漠,成为我国古代民族和亲的伟大使者。出塞和亲中,昭君作为匈奴的大阏氏,陪伴了父子两代单于,生下一男二女,最后死葬于匈奴。

 

(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是与生具有的。匈奴,就是一个居住在北方蛮荒之地、过着游牧生活的古老民族。公元前209年,就是中原结束战乱建立西汉王朝的前三年,北方匈奴就在单于冒顿的率领下实现了各部落间前所未有的统一。冒顿在收复以往秦朝大将蒙恬从匈奴手中夺去的河套地区全部土地的同时,于公元前200年做好了对付中国的充分准备。他们不仅经常入侵中国边境,而且还直接威胁到西汉初立政权内部的统一。为扫除这一心腹大患,刘邦在他即位的第7年(公元前200年)冬天亲率30万大军向匈奴发起了进攻。结果失败,不得已而与冒顿议和,达成“和亲”、“送礼”、“平等”、“息武”的协议,也就是汉朝送位公主与单于结婚,并要一年数次向匈奴送一定数量的“礼物”,汉匈之间成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以长城为界,双方都不越过长城进行冒险行动。这是汉室与匈奴签订的第一项和亲协议。由此至汉景帝的历代汉朝天子,都把与匈奴和亲作为国策。应该说,此间的和亲之策,对于汉朝而言仅是迫于无奈之举措,而对于匈奴而言则是恃于强悍之要挟。实行和亲之策,尽管在汉高祖刘邦在位时曾给北方边境带来过一时的安宁,但是其后历代终未因此而解决北方边境的动乱。

汉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此时和亲之策已经实行60多年之久,已成定制。刚继位的武帝基于国策的约束,以及武力能否取胜匈奴的难言之隐,于是在匈奴提出和亲要求时他也就同意了。但是武帝的骨子里却是一贯主张对匈奴实行军事解决的。因为此时汉朝面对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军事解决匈奴问题,不仅可以满足雪耻的心理,而且可以适应扩张的需要。因此,武帝便在同意与匈奴和亲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作出了向匈奴开战的决策。这样,近70年对匈奴和亲之策便宣告结束。当然,尽管武帝拒绝了与匈奴和亲,但是为了共同抵御匈奴,他还是接受了乌孙国和亲的要求。这表明武帝并非一味反对和亲的做法,而是反对迫于强悍而实行的屈辱和亲之策。自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之后,改对匈奴的消极防御为积极进攻,30多年先后发动征讨10多次,致使汉初以来的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加强了边郡与内地的联系,同时也对匈奴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生产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常年征战,也使得汉朝自身损失惨重,致使武帝末年,汉朝同匈奴的战争,无论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了。这说明汉朝长期坚持武力抗匈也会力不从心。因此,继汉武帝之后,汉昭帝在加强边防的同时,也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应对和亲。而此时的匈奴面对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强力攻势和接二连三的天灾饥荒,力量更为衰弱。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后,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五个匈奴单于相互攻杀。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新立单于呼韩邪面对匈奴别部的攻击,想归附汉朝以求帮助,便率领部族南迁靠近长城一带,并派儿子右贤王到长安入侍汉朝皇帝。甘露三年正月初一,呼韩邪到长安觐见,汉宣帝派车骑都尉韩昌专程迎接,并以列在诸侯王以上的隆重礼节接待。二年后汉元帝继位。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自言愿婿汉代以自亲”。于是,“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这样,昭君便出塞和亲。

昭君出塞后,呼韩邪单于封她为宁胡阏氏,称昭君是给匈奴带来安宁的皇后。婚后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个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深受单于的宠爱,被封为右日逐王。但两年后呼韩邪单于便去世了,其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继位,称复株累单于。昭君又改嫁为复株累单于的阏氏。复株累单于娶昭君为妻后,立即派自己的儿子右致卢儿王醯谐屠奴侯入汉朝侍奉,继续与汉室友好相处,使得呼韩邪单于和汉元帝的友好之约,在匈奴王更替之后,得以延续。昭君再嫁复株累单于后,又“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在匈奴,居次是女儿的号,类似汉族公主的称呼。再婚11年(公元前20年),复株累单于又死,从此昭君孤居。后昭君去世,“单于国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犹青。”昭君出塞以后,自呼韩邪至乌珠留五代单于,都履行了呼韩邪单于与汉元帝在和亲时缔结的协议,代代派单于之子到汉室为人质,代代纳贡,代代不扰边界。到乌珠留单于时期,因王莽篡政,两国关系出现裂痕,昭君的女儿、女婿和侄子,为巩固汉匈友好,继续做了大量工作。《汉书.匈奴传》记载:“是时,汉平帝幼,太皇太后称制,新都候王莽秉政,欲说太后以威德至盛异于前,乃单于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这也称得上是汉匈友好的一段佳话。

自汉高祖初定汉匈和亲之策,到汉武帝废和亲为武力抗匈之策,再到汉昭帝武、和兼用之策,直至汉宣、元二帝安抚和亲之策,反映了167年间汉匈关系发展与和亲之策演变的过程。昭君出塞正是在屈辱和亲向安抚和亲转变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昭君出塞是汉匈民族和睦的象征。而昭君的出塞又密切了汉匈之间的民族交往,加强了汉匈之间的民族团结,促进了塞北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呼韩邪单于封昭君“宁胡阏氏”、汉元帝改年号为“竟宁”之事都反映了这一点。《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对此都有记载:“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清代女诗人郭润玉赞道:“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这功是美人。”周恩来同志称赞昭君是“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最有贡献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昭君深受匈奴以至后来内蒙人民的爱戴。他们深情地称她为“昭君娘娘”。除呼和浩特东郊的青冢外,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座昭君墓。这些青冢的出现,寄托了当地人民对昭君的缅怀之情,反映了他们决心永远陪伴昭君的期望,成为胡汉民族和睦友好的象征。千百年来,文人写昭君,百姓谈昭君,关于昭君的传说、故事、诗歌、散文、画卷、戏曲,为巾帼之最。

 

(三)

昭君出塞和亲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可以从“请求行”与“从胡俗”两个方面来理解。

先就“请求行”而言。面对汉元帝的和亲之策,昭君自愿请行。对此,《后汉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讲昭君入宫好几年了,却一直不能见到皇帝,心里悲痛而积下了怨情。正遇呼韩邪单于来汉求婚,而汉元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的机会,她便主动向掌管宫女的官员提出请求,让自己出塞和亲。这里虽仅数言,但对昭君自愿请行的动机和做法已交待得十分清楚。这说明昭君出塞并非是被迫的。同时,《后汉书》还记载:“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时,见昭君美貌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表明,昭君出塞也并非元帝随心所欲,而是元帝迫不得已而忍痛割爱之所为。从这两个方面都说明,昭君出塞的确是其自愿请行的。对此,董必武同志曾给以“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的崇高评价。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何以从自愿请行中,领悟出昭君的“识见高”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不屈世俗的压力。从以上所引《后汉书》可知,昭君入宫数年,一直未能见到皇帝。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史对此并未记载。但民间却有毛延寿丑画昭君之说,这出自晋代葛洪《西京杂记》中的《画工弃市》。讲的是汉元帝后宫中宫女很多,不能经常见面。于是,他便要画工给宫女画像,然后按画上的长象来召幸她们。而许多宫女为能得到皇帝的召幸,都多则10万、少则不下5万地贿赂画工,让他们把自己的容貌画得更美些。宫女中唯独昭君不肯贿赂画工,因此一直未能见到皇帝。直至匈奴单于入朝觐见元帝,要求赐给美女做阏氏。于是,元帝按照画像让昭君前行。等到出发前元帝召见时,发现昭君是后宫中的第一美人,她还举止闲雅,善于应对。这时元帝便后悔将昭君赐给单于了,但是名籍又已经确定,元帝看重对匈奴的信誉,就没有另换他人。但事后元帝却追究了画丑昭君这件事,将他们都处死并陈尸示众。这就是葛洪《画工弃市》的故事,说明了为什么昭君入宫数年而不能见到皇帝的原因。笔者认为,画工画丑昭君之事是否真有其事并不重要,但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是因世俗小人所害却定有其事。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述,“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时,见昭君美貌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不仅表明,昭君出塞并非元帝随心所欲,而是元帝迫不得已而忍痛割爱之所为,而且表明,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并非因皇帝嫌弃冷落之缘故,而是因世俗小人陷害使得皇帝不明真相而未能召幸昭君所至。而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的这一事实,本身又说明昭君在面对世俗小人的压力时,表现出的是不屈从的态度。这正是昭君精神的可贵之处。

二是向往美好的生活。尽管昭君不屈世俗压力,但内心对美好生活还是充满了向往。《后汉书》中记载的“积悲怨”,虽仅有三个字,却对其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道理很简单,昭君因为“入宫数岁不得见御”,心中便“积悲怨”,也就是说心里不仅悲痛难过,而且满腹怨气,这种“悲”与“怨”又相互交织在一起,聚集心中不散,以致遇到和亲之事,便自愿请行。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昭君对“见御”是很在乎的,因为这是她在宫中生活美满的表现,而现在却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 所以昭君对此现状自然就表现出很难过、很不满、不甘心。正是这种心态恰好反映了昭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敢想敢为的胆略。昭君向往美好的生活,但要屈从世俗的压力而不择手段却不是她的为人。然而遇到出塞和亲,她却能“乃请掖庭令求行”。这表明,昭君向往美好生活,是把个人幸福与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的。出塞和亲既是利国安宁、又是利己幸福的事情。对此,昭君权衡利弊,把握时机,大胆请行,表现出敢想敢为的胆略。能面对出塞和亲的国家大事,做出如此有胆有识的抉择,这对于一位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良家女子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董必武同志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的评价名符其实。

总之,透过昭君面对出塞和亲而“请求行”的举动,表现出昭君不屈世俗压力、向往美好生活和敢想敢为胆略的崇高精神。

再就“从胡俗”而言。如前所述,昭君出塞和亲后,仅两年多的年间,呼韩邪单于便去世了。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昭君应该再嫁给呼韩邪单于的长子新继位的复株累单于为妻。由于昭君对匈奴的这一风俗不习惯,所以心里不愿意。于是,昭君便上书汉帝,要求归汉。应该说,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汉元帝已经去世,继位的汉成帝令昭君“从胡俗”,就是要昭君顺从匈奴的风俗。于是,昭君便再次下嫁,成为复株累单于的的阏氏。昭君再嫁后,从复株累对汉朝的友好,以及他们又生下两个女儿这些情况来看,昭君与复株累之间应该相处得还是不错的。这件事,向我们传递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顾全国家的大局。尽管出塞和亲是昭君自愿请行的,但现在既然呼韩邪单于已经去世了,那么昭君提出归汉要求,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汉成帝令她“从胡俗”,这样她就又留下来再嫁。这说明昭君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上,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昭君这种顾全国家大局的崇高精神千百年来在全国人民中广为传颂。二是尊重匈奴的风俗。作为一个汉族的良家女子不习惯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却正是与本民族的习俗相符的。但是昭君能够顾全大局,入乡随俗,“从胡俗”再稼,这是对匈奴风俗的充分尊重,表明昭君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匈奴民族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昭君也赢得了匈奴以致后来内蒙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敬仰。总之,透过昭君出塞和亲中“从胡俗”的举动,表现出昭君顾全国家大局、尊重匈奴风俗的崇高精神。

综上所述,通过对昭君出塞和亲中“请求行”与“从胡俗”的分析,足以看出昭君出塞和亲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笔者认为,不屈世俗压力、向往美好生活、敢想敢为胆略,以及顾全国家大局、尊重匈奴风俗,这一切应该是出塞和亲中所体现出的昭君精神。

 

参考文献:

[1]林永仁《昭君和亲源流考》,2002年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2]《宜昌旅游史话》,2001年宜昌市政协文史委编。

[3]《二十四史》(二)《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4]《二十四史》(三)《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5]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1995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刘开美,男,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湖北省社科院宜昌分院原

副院长、湖北省三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地域文化和

地方学研究。近十年在市、省、国家书报刊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学术文章200多篇次。)

(联系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云集路215-209室; 邮政编码:443000; 联系电话:

0717-6251802  0717-8504661;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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